钱江晚报:为什么江南成为才女的摇篮
日期: 2020-04-03 作者: 供稿单位: A0010版:江南文化系列报道11

  

   陈玉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为什么江南成为才女的摇篮


  秦淮八艳与名士们的诗社酒会,《红楼梦》大观园里女孩子们的唱酬联吟,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以诗为媒的唯美爱情……过往的许多影视作品,曾为人们勾画出许多鲜活生动的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场景。


  在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玉兰看来,这些故事虽存在太多的艺术虚构,但与明清江南女性文学创作的原生态之间存在着差异,她认为,讲中国古代的文学生活,不能绕开女性,反而要强调女性,更要着重关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学女性。


  明清时期


  女性文学家已十分活跃


  提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人们会想到蔡琰、李冶、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贞、秋瑾,但在陈玉兰看来,仅有这些名字相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来说,在数量上还是太少。


  她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男女两性的创作的关注程度有失平衡,男性得到的关注远远大于女性。“在现有的文学通史著作中,女性作家只占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边缘位置,在通行的作品选集中,出于女性之手的作品实在微乎其微。”


  说到李清照,人们的脑海中或许会映现出《声声慢》中,那十四字叠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所描绘的人生况味。但陈玉兰说,像李清照这样杰出的文学女性并不是中国文学史中仅有的异数,这一类为人们所赞叹的词句在文学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


  清代雍正前后江苏丹阳县有一位出身贫寒的女子,名叫贺双卿,她曾写过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中尽用叠词,把病中柔弱女子的哀苦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被后人评价为其用叠词的艺术甚至远在李清照之上。而贺双卿却只是一个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农妇。


  陈玉兰感叹道:“李清照的光辉不足以让天下所有文学女性黯然失色,她们自有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明清两代女性文学家的活动已是令人瞩目的活跃。陈玉兰说,像《红楼梦》里描绘的大观园中女子的文社诗会等活动,在当时也有很多现实的例子,如吴江叶氏家族女性的诗词唱酬、蕉园七子、吴中十女士、随园女弟子湖楼诗会的文学活动等。


  除了女性文学家的活动,在清代还有许多文学夫妇,如孙原湘与席佩兰、任兆麟与张允滋、陈基与金逸和王倩、徐达源与吴琼仙、陈燮与袁淑芳。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里便记录了一位普通文人及其闺侣的真实风雅生活。


  青楼和闺阁


  都曾是才女的摇篮


  陈玉兰认为,古代女性文学生活的代表时期是明清两朝,这个时期,女性文学的创作队伍井喷式壮大,经历了从青楼文学到闺阁文学的转化,也使得传统妇女文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回溯中国女性文学史,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礼教被铺天盖地强制推行,三纲五常、无才是徳等观念深入人心。”陈玉兰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大部分女性幽闭闺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礼教的束缚使得家中女性虽有贤淑美德,但缺少生活情趣。与此同时,青楼妓家开始出现,成为了男性冶游的对象。


  “士人在梨园、青楼流连,抒发自己的孤寂和压抑,”陈玉兰说,“女妓们以巧言令色、歌舞辞章周旋在骚人墨客之间,又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受到了艺文的熏陶,从而构成了清代以前女性文化人的主体。”


  青楼文学一枝独秀,成为了中外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明,到了清代,士人的生活重心由社会转向了家庭,青楼文学逐渐衰退,演化为闺阁文学。


  “明代中晚期,兴起了一场以主体意识的张扬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思潮,其根本是要打破礼教及传统的束缚,回归人性的自然。”陈玉兰说,在这一背景下,女性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男性的平等意识也悄然滋长,一些开明之士开始注重对家族女性的教育。


  清代的士人一改以往对女性创作的藐视态度,不仅大造舆论,不遗余力地标榜女性的诗文之才,还在行动上给予女性种种帮助:编辑历代妇女诗文集,刊刻流传;为同时代女性的创作撰写序跋;招收女弟子,亲加指导,如袁枚的随园女弟子、任兆麟的清溪诗社女弟子、陈文述的碧城仙馆女弟子等。


  陈玉兰说,在男性文人的鼓励下,闺阁女性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有了强烈的“立言”的意识和“不朽”的欲望。她们聚会结社、唱酬联吟,凭着真情实感和清妙灵机,畅写心声。明清之际及雍乾时期,清代妇女文学达到极盛。


  江南地区


  女性文学家比例达七成


  美国学者曼素恩曾在《缀珍珠——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一书中,对我国清代有籍贯可考的女作家的地域分布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显示,在3181位有记载的女作家中,有2258位来自长江下游地区,比例高达70.9%。


  “当时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以及环绕其周边的绍兴、扬州、南京、桐城、新安各府,是严格意义上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区域的小江南地区,是才女汇聚之地。”陈玉兰说。


  她认为,清代江南地区的女性著作家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占有绝对优势,跟江南地区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区域地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清代,江南地区科甲鼎盛、人文荟萃,这为闺阁女子涵养文学素养、成为文学女性提供了沃土,“名父之女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才士之妻有夫唱妇酬的条件、能够得到丈夫的理解与支持,令子之母的作品会有人刊刻流传,这些被认为是古代女性能够成为文学家的三大要素。”陈玉兰说。


  在浙江海宁,有一“唐宋以来巨族”查氏,曾出现过“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盛况。24卷本的《海昌查氏诗钞》中,选录了52位查氏女性诗人的诗作,其中有查继佐妻蒋宜、查慎行母钟韫、查嗣庭女查蕙纕等。


  陈玉兰认为,在这些女诗人身上,能很好地体现“名父之女”、“才士之妻”、“令子之母”的本色,同时也能反映出江南世家大族对闺阁文学的影响。她说,“江南世家多耕读名士、诗书传家,重视文脉之传,这让闺阁女士学有渊源。”


  地理环境因素也雕琢与陶冶着作家的风格。梁启超曾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陈玉兰说,江南的柔山软水、徐拂信风、弱柳芊绵、小桥流水、游鱼细石,有自足的审美价值,影响人的心性气质,使江南女性诗意栖居有了外在环境,塑造了江南女性的柔情和她们尚文不武、清雅幽秀的审美取向。


  “明清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妇女的独立自主之路上洒满了文学女性的血泪和汗水。”陈玉兰希望能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女性文学的科普,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江南女子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活,同时以更宽广的人类情怀,反思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性别现象。


来源:《钱江晚报》(2020-04-03  A0010版:江南文化系列报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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