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Abstract
语文教育需要改进并与时俱进，但不需要那么多的改革，也没有那么多可以改革的地方。中国语文教育具有悠久的传统，非常成熟，我们更需要的是保持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而不是以“改革”和“创新”之名颠覆或摒弃这种传统。语文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它通过字词句章的教学路径来实现。背诵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语文学习，其作用和意义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它是语感训练、记忆力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好的文章是最好的作文范文，需要牢牢记住。基础写作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综合语文水平，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应用广泛，是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当今的语文教育太折腾了，太浮躁了，所以需要平心静气，需要回归平淡，需要敬畏之心，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和国家的未来来做个人想象化的实验。
中国人的学历越来越高了，不仅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而且大学生、研究生的数量逐年增加，中国人越来越知识化。中国人学习语文的时间不是减少了，而是普遍地增加了，但中国人的语文水平并没有随着学历提高而提高，并没随着学习时间增加而增加，相反，中国人语文水平是普遍性地下降了。高考语文试题是由多名语文专家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精心“制作”出来的，但几乎每年都有不太恰当的内容甚至知识性错误。老师和专家的语文水平都是如此，怎么能指望学生的语文水平好呢？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今语文教育太过于折腾。
一、当今语文教育“改革”与“创新”众生相
中国当今语文教育折腾主要表现在“改革”太多、“创新”太多，当今中国语文教育从上到下都在不断地搞“改革”与“创新”，语文老师似乎人人都在搞“改革”与“创新”，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动，并且“改革”与“创新”与职称晋升和业绩考核以及工资待遇等挂钩，语文教学“改革”与“创新”似乎成了语文教育的“名利场”。语文教育是神圣的事业：从小的方面来说，它事关被教育者的语文水平，事关一个人的前途与命运；从大的方面来说，它事涉国民素质，事涉国家的前途与未来。我感觉，不论是专家学者、行政领导与工作人员，还是语文教师，很多人都对语文教育缺乏敬畏心与使命感，对于语文教育“改革”与“创新”多轻率之心，似乎“改革”与“创新”是一种时尚，似乎人人都有资格进行语文教育“改革”与“创新”，似乎人人都可以“改革”与“创新”，似乎人人都应该进行语文教育“改革”与“创新”。
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包括教材编写、中考、高考、教法、写作、阅读、书写、背诵等。也关注大学语文教育，特别是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大学语文与中小学语文的联系与区别。曾多年指导教育硕士研究生，他们都是长期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非常有经验的骨干语文教师，他们的硕士论文基本上都是以自己教学经验为基础写成。也曾多次观摩中学语文教学公开课。所指导的学术型研究生很多都在中小学任语文老师，我对他们的学业以及工作都有跟踪调研。也阅读过很多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文章和一些专题著作。我对语文教育的总体印象是，中学语文教育变化非常快，教学改革的力度非常大，教学方法花样翻新，新概念新名词新术语非常多。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项目非常多，教学成果也非常多，有很多所谓“理念”“实践模式”“项目”“工程”等非常宏大的概念与表述，有各种各样的诸如数字“X+Y”之类的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字母诸如“ABC”之类的模式。有非常热闹的“说课”和“评课”。
当今的语文教学加入了很多非语文因素。教学上可以“比赛”，并且可以当即评出一二三等奖出来。有什么“生本位”“师本位”理念，所谓“生本位”很多实际上是投学生所好，甚至取悦学生。教学公开课几同艺术表演，老师上课的服饰、面部表情和手势都很讲究，都事先精心准备，成了上课的一部分。学生提问和老师如何回答都是事先沟通好了的，有很充分的准备甚至是“排练”“预演”。语文教学追求趣味与游戏性，越来越不像语文教育，倒很像文化娱乐活动，老师则是娱乐活动“主持人”。教学活动过多地利用现代技术，基本的书写、朗读示范等都用多媒体替代，老师教学和学生作业都大量地借助多媒体，老师的制作能力和学生的动手能力都大大下降。当今的语文教育和我读书时的语文教育已经十分不同，不论是内容上还是教学方式上都不同，它们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文世界。
总体感觉是，当今的语文教育越来越脱离传统，只有考试作为唯一的目标和动力似乎没变。语文教育似乎不是以提高语文能力和语文水平为终极目的，“热闹”成了效果，“花样”成了业绩，教学越来越偏离语文本身，近于教学“无政府主义”，只要不按陈规来，怎么都行。花哨的东西太多了，过于华而不实。当然，因为本人不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第一线工作，这些概括可能不准确，不全面，有些现象也许并不普遍，但这些现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是事实。
二、语文教育“改革”与“创新”应该慎之又慎
汉语成熟之时就有语文教育，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在孔子时代就已经非常发达，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现代语文教育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论是古代语文教育还是现代语文教育，其内容与形式都是经过无数人反复探索与实践的结果，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而有效的经验，这种成功的经验应该代代相传，应该充分继承并发扬光大，而不是丢弃并另起炉灶。
不是所有的“新”东西都是好东西，语文教育中很多所谓“创新”都是探索，绝大多数“探索”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我认为，语文教育是“树人大计”，不可轻举妄动，不可轻易进行“改革”与“创新”，更不能无知者无畏，拿孩子的终身以及整个民族语文水平做实验。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检验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语文教学“改革”与“创新”，是否需要推广应该慎之又慎。在今天的教育大环境下，不论是中小学语文教育还是大学语文教育，大家都搞各种花样翻新的所谓语文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多所谓“改革”与“创新”，其价值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点，“改革”与“创新”者自己也清楚。有一位朋友讲，你们搞语文教育“改革”与“创新”，我非常支持，对于你们取得的“成绩”我表示衷心祝贺，但不能把你们的成果推广到我这里，让我学习你们，按照你们的方案来，如果这样，我坚决反对这种语文教育“改革”与“创新”。其中的意思其实值得玩味。
为了发展和进步，语文教育当然需要“改革”与“创新”，特别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的进步，语文教育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做到与时俱进。但中国古代和现代语文教育可以说都非常成熟，具有完备的体系，没有太多的可以或应该或值得“改革”与“创新”的地方。一般来说，只有问题和积弊很多、积习难改并且影响目标和效果的领域才需要大力“改革”与“创新”，相反，一些具有优良传统、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领域则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有问题当然需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解决问题、促进进步，但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改革呢？越改越差的“改革”是应该否定的，“创新”还不如不“创新”这同样也应该否定。当今语文教育可以修补可以完善，但目前看不出有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地方。语文教育可以“改革”与“创新”，但不是人人都可以、有能力、有资格“改革”与“创新”。当今语文教育很多所谓“改革”与“创新”其实是没有理解和领会前人的博大精深，很多都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自以为是“创新”，其实是无知。
语文教育不是娱乐活动，语文教学不是艺术表演。语文学习不是打游戏，不是看抖音，不是旅游，宴会，谈恋爱，追剧，看电影，也不是看通俗小说，相反，语文学习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活动，“读书苦，读书忙”，语文学习需要安静，需要耐心，需要毅力。把语文教学搞得如娱乐活动一样，追求语文学习的轻松愉快性，这是错误的方向，是违背语文教学与学习本性和初心的。当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求知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但这是另外一种快乐。
回头反思我个人一生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以及硕士、博士阶段的教育，我的结论是：凡是花哨的华而不实的教学都是无益的，都可以作为反面教材，相反，那些朴素无趣的甚至枯燥无味非常古板的教学，却是终身受益的。当时评价不高甚至反感的老师以及教学方式，今天看来恰恰是最好的，也是最有益的，让人尊敬的，相反，那些轻松的、热闹的甚至轰轰烈烈的“创新”多是闹剧，给人收获极少，也很快烟消云散。
历史上的语文“改造”其实有沉重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始于1960年代制定、于1977年正式公布、于1986年最终废除的“二简字”就是典型的例子。汉字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在书写上的确有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负担是异体字太多，需要规范和标准化。简化字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人造简化字，特别是把一些通用字合并，则给汉字造成了另外的混乱、困惑和负担，所以关于简化字，至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多年来就有多种关于简化字的提案。现在回头看，当时的简化字方案还是太匆忙了，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和设计，还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有更完善的方案。与此相关，中国近现代还有更激进的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方案，这些方案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试点运行，幸亏没有通行，否则的话，它将给中国语文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试想想，拼音文字以语音为标准，中国有多少方音就有多少种文字，如果实施这种方案，中国人从此将不识汉字，北方人到南方还需要翻译，那将是怎样一幅可怕的图景。
三、“背诵”是一种良好的语文学习传统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有很多非常好的传统，比如“背诵”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代和现代语文教育都强调背诵，这是有它道理的。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曾记述他发蒙时期的读书情形，父亲的语文教学基本方式就是背诵：“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虽然极不情愿，“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对于这种“强记”的东西，鲁迅说他“一字也不懂”，“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但鲁迅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现代汉语开创者之一，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够说明这种背诵的重要性了，假如鲁迅启蒙时期不背诵大量的中国古代经典名著，他后来能有这么大的语文成就吗？背诵不是唯一的因素，但肯定是重要的因素。
古人读书都是从背诵开始，并且始终以背诵为主，所以其强大的背诵能力今人似乎难以置信。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13岁时参加“童子试”考试，“乾隆丁卯，余年十三，先君子授以《小学》。是年，应学使者童子试。试之日，能背诵《小学》、《四子书》、《诗》、《书》、《易》、《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背诵作为语文学习的主要方式在现代教育中仍然得到延传，胡适虽然多次批评“死记硬背”，但他的语文成就显然得益于“背诵”。胡适家乡的现代语文教育就赓续“背诵”传统，“从小就要背《说文》的”，“他们对于《说文》是不须翻书来查的”，“《尔雅》是在《十三经》之内，当然要全背，不但背白文，连注也都要背的”。胡适在家乡求学时，主要是读《十三经》，所读即能背诵，不仅背原文，而且背注释：“我小时候读《诗经》只背朱（熹）注。”胡适一生保持背诵的习惯，“我在医院里，每天背诵一些宋人的词”。郭沫若也是这样，“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茅盾背的书非常多，据说能够背诵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开明书店，大家酒叙，席间有茅公，郑公，章公，还有周予同，夏丏尊，顾均正，徐调孚和我，以及两位女士。席间章锡琛请茅公背《红楼梦》，并由振铎指定一回，茅公果然应命滔滔不绝地背了出来，大家都十分惊讶。” “顾均达”疑为“顾均正”之误。唐德刚讲他启蒙之后在“改良私塾”学习：“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到《史记菁华录》也能整本的背。”到了私塾结业时，已经能够背诵《项羽本纪》。
为什么背诵在语文学习中这么重要，我认为它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第一，培养记忆力。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以及钱穆、钱钟书等现代学者记忆力惊人，这与他们从小就开始的并且成人之后仍然长期坚持的背诵有很大的关系。人的记忆力与天生能力有一定关系，但更与后天的培养和训练有很大的关系，背诵就是培养记忆力的最重要的方式，没有之一。并且，小时候的记忆是最牢固的，终身不忘；长大之后的背诵，事倍功半。
第二，培养语感能力。语感即对语言文字的感悟、感觉，包括情感性、微妙性、音韵性、组合特点等，语感有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用逻辑进行科学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只能通过反复的诵读，在熟读与背诵之中直观地把握，并进而化为血液性的存在。
第三，背诵是理解并体味语言及其表述审美意味的最好方式，逻辑分析也很重要，但体味同样是重要的方式。古人讲“书读千遍，其义自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诵读和背诵是理解的最好方式。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是学生先唱读直到能够背诵之后，先生才讲解意思，这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诵读的过程其实也是理解的过程，反复诵读就是反复琢磨，如果还不能理解，最后先生一讲解便会豁然开朗，从而记忆深刻，效果比讲解意思之后再背诵会更好，包含着强烈的主动学习的意味。
第四，背诵是最佳语文范文储备。所有的人生来都是一张白纸，我们的知识和精神都是建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我们的语文都是学习而来，借鉴而来，并代代相传，在传递的过程中创新。背诵经典和模范语文，实际上是让我们的语文乃至思想建立在坚实而优良的基础上，也即在白纸打上优美的底色。背诵的课文是我们最宝贵的语文财富，终身有用。
所以唐德刚说：“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回头看，一个人的语文水平高低与小时候的背诵有很大的关系，背诵的东西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被我们大大低估了。
所以，当下语文教育不重视背诵，特别是不重视背诵现代文，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今天我们讲围棋要“童子功”，书法要“童子功”，其实，背诵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童子功”。
四、字词句章是语文教育的根本也是技术路径
语文教学具有技术性，作为技术有一些亘古不变的规律，其中字、词、句、章作为核心内容和逻辑层次就是如此，作为“路径”至今还没有可以替代的技术方式。读一篇文章，最终是要理解文章的意思；要理解文章的意思，就要理解文章每一段落的意思；要理解每一段落的意思，就要理解段落中每一句话的意思；要理解每一句话的意思，就要懂得每一句话中每个词的意义；而要懂得每一个词的意义，就要认识词的字义。但教学则是相反的顺序，先识生字，然后识生词，然后解决不懂的句子，最后解决“段落大意”与“中心思想”，从而理解整篇，其他如艺术价值欣赏与文章意义分析以及种种延伸性的学习和训练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字词句章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也是语文教育的逻辑路径，方式是千篇一律的，内容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是老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字词句章的方式似乎拘泥古板、枯燥、单调乏味，但语文的本质就是如此。只要严格地按照这种方式教学和训练，学生的语文基础就不会差，对于文学以外的各专业尤其是理工科学生来说，这种训练是非常实用的。
汉字书写是语文的重要内容，写一手好字也是语文水平好的重要表现。书写美观总是能够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中国古代是非常注重写字的，有一套严格的训练程序，包括描红和临帖，并且持之以恒，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都写一手好字，并且书学有体，放在今天，很多人都称得上是书法家。现代以来，虽然钢笔等硬笔逐渐普及，但书写教育仍然是被重视的，比如1948 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两种小学生写字教学的著作，分别是朱智贤编著《小学写字教学法》和王志成编著《小学写字教学的研究》，可见民国时期教育对写字的重视，所以，现代时期出生的知识分子大多都写一手好字。当今的小学语文教育不重视写字书写教育，也不重视汉字六书教育，这是错误的。
汉字很多，《康熙字典》收录汉字达47000 多字，这些字不可能全认识，也没有必要全认识。中国古代有《千字文》，认识千字就算脱离文盲。从使用的角度来说，汉字实际上是分级的，现代社会，正常的读书看报以及日常交流写作，需要认识4000字左右。2013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8105 字，共分三级，一级3500 字，二级3000 字，三级1605 字，另外还附录《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我认为语文教育在识字教育上应该特别重视一、二级汉字的书写和字义教育，还应该重视繁体字的识别。
汉语讲究文法、语法、句法、词法等，它们都具有逻辑性，这是语文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有些老师包括专家，总觉得这些非常简单不需要讲解，但其实不是这样。笔者上高中时，两次学习白居易的《琵琶行》，第一个老师几乎是简单地把课文读了一遍就开始讲其他的，好像是白居易在唐诗中的地位，白居易诗歌的特点等，内容上大讲“同是天涯沦落人”，古代艺人的可怜等。第二位老师几乎没有讲其他的东西，就是把课文串解了一遍，比如讲“大珠小珠落玉盘”是形容音乐的，就像大大小小的珠子落在盘子里发出清脆的声音。我当时可以说是惊呆了，才明白这首诗究竟是在写什么，是如何写的，才觉得这首诗写得太好了。才明白第一次学习这篇课文时，根本就没有搞懂这篇课文。才知道第一位老师其实是不负责任的，第二位老师虽然简单朴素，但却是真正的好老师。
不重视文法、语法、句法、词法等语文教育，其结果就是学生表达不通比比皆是，比如复句中有“因为”没有“所以”，有“虽然”没有“但是”，有“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等，单句中没有主语，或者没有谓语等，这看起来虽然非常简单，属于低级错误，但学生写作中这种低级错误就是非常普遍。当今大学生写作中很少不犯这种低级错误的，甚至硕士生、博士生论文写作中这种低级错误也很多。很多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抱怨指导学生论文写作根本就不是在指导专业，而是在指导语文，是在帮学生改语病等。关键还在于，学生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章在文法、句法以及语法等方面有什么毛病。
当今语文教学很多老师都不再概括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认为它是过于老套与陈旧的方式。读一篇文章，如果读完了不知道它表达了什么，是如何表达的，这种阅读有何意义呢？现代主义文学可以无中心，无主题，或者多个主题，但任何文章都不能无意义。语文从根本上是文章学，而不是文学，语文教学不讲中心思想和段落大义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严重违背语文教育之初衷的。
当今语文教育流行“整本书”阅读，笔者实在不能理解。语文阅读可以有“精读”与“泛读”之分，但读一本书一定要把它从头到尾读完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四大名著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金字塔顶作品，的确值得阅读，但对于中学生来说，《红楼梦》最多需要读前80回，《西游记》读前30回就足够了，《水浒传》读前40 回就可以了，《三国演义》的精华在中间部分，读这一部分即可。《史记》是中国最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是经典中的经典，但也不需要读整本书，对于中学生来说，能选读一半的篇目就很了不起了，比如十二本纪仅只有《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值得读。“十表”和“八书”完全没有必要读，历史专业学者都不一定会读“表”，何况是中学生呢。“世家”和“列传”中可读性的篇章比较多，但也不需要全部读。中学生阅读的时间有限，需要读的书非常多，读整本书比如读《战争与和平》，断断续续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这反而是一种促狭和束缚。我觉得“整本书”阅读有点“强迫症”意味。
五、写作基础训练是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
语文本质上是工具和素质，表现为听说读写的能力，其中听说主要是日常交流，而读写主要是思想吸收与表达，听和读具有同一性质，说与写具有同一性质，写作可以看作是“归结点”。当今语文教育强调基础写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语文教科书主要是阅读和写作两大部分，二者相辅相成，阅读是为了更好地写作，写作则建立在充分的阅读基础上。所以，基础写作训练是怎么强调都是不为过的。
写作在现代社会运用非常广泛，除了纯体力劳动工作以外，写作在所有脑力劳动中都普遍地存在，是工作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人的写作能力如果有限，或者写作不过关，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和工作中都会比较困难。日常生活中也有广泛的写作，差异在于有的是简单的写作比如书信，有的是专业很强的写作比如实验报告，有的则是非常复杂的写作比如工作总结。与写作密切相关的是“说”的能力，有人善于表达，其实是具有写作潜能的一种表现。很多人不善于表达或者表达不准确，会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负面性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与人交恶都不是因为根本利益冲突，而是言语不当，或词不达意，或用词错误，也即表达不准确甚至把意思表达反了造成的误解，其本质上是语文的问题。
中国古代语文水平检测最重要的方式是写作，即科举考试，它是一种综合的语文水平检验，不仅检测语言文字水平，也检测思想文化水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把语文水平和国家治理水平以及行政资格联系起来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是有弊端的，但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古代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选拔方式。今天的高考也是有弊端的，但比来比去，还是高考最公平合理，试想想，如果没有高考，大学选拔人才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没有哪一种考试可以和高考相提并论，所以，某种意义上，高考才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绝对不能动摇。
中国自高考以来“作文”一直占40%左右的分值（阅读与语言文字运用占60%），这已经是很高的了，但我觉得仍然不够。阅读包括古代诗文阅读、现代文阅读，主要对文章的总体理解，对段义的理解，对句子的理解，对字词的理解，也涉及一些语文知识比如文学史知识、语法和语用知识等，也就是说现代语文考试是把很多问题分解在阅读之中，甚至作为独立的部分来处理的。但中国古代不同，所有的阅读理解、字词句章、语法、背诵等全部体现在写作之中，是否有病句，是否写错别字，是否词语理解和使用有误，是否讲文法，文章的脉络是否清晰，结构安排是否合理，主题思想是否明确，论述是否有力，是否有独立的思想能力等等，全部通过写作显示出来。作文写得好就是语文水平好，语文水平高就是思想水平高，就是具有当官做领导的才能。这看似荒诞，其实是有道理的，中国古代的科举选士制度长期执行并证明行之有效就是明证。其实，当今仍然是这样，凡是在行政上非常成功的，其语文水平都比较高，不仅会听，而且会说，表达准确、生动，有感染力。我们常常夸赞某领导思路清晰，表达清楚，有思想，有理论，有材料，中心突出，这与其说是领导能力还不如说是语文水平。
写作是语文教育中的最重要能力之一，只有阅读可以和它相提并论。但语文教育中的写作不同于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写作的顶端，追求最大的创造性，追求语言优美，形式独特。而语文中的写作则是非常朴素的，是一种技能，是基本的书面表达能力，是思维的训练，不追求构思新奇、故事曲折、词语华丽等，而追求准确、明晰。所以，从语文技能的角度来说，近于“八股文”的传统写作恰恰是最有效的写作，也是最好的写作。议论文就是逻辑清楚，有观点，有论据，有论证，有结论，“三段论”看似古板教条，但实际生活中却是最有用的，也是最有效的。记叙文最重要的是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把场景、画面等描写清楚，把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这看似简单，其实需要长期的反复的训练才能达到，所以，语文写作从模式上是单调的，是枯燥的，但内容非常丰富，也并非乏味和无趣的。当今的语文写作追求辞藻华丽，重视形式与文体，追求文学化的效果，这是对语文教育的偏离。过分于培养学生虚构的能力，勉强于思想，这是非常有害的，不仅对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无益，而且容易养成学生从小就说假话、说谎话、说套话的习惯，贻害无穷。
基础写作是实用写作，它的目的不是培养作家，不需要文采飞扬，也不需要有创造性表达，只要文从字顺，文意通顺，逻辑清楚，表达准确即可。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他的文章从来都是通俗，顺畅，准确，简洁，浅显，逻辑清楚，是文章典范。笔者个人经验，中学语文学习中最让我受惠的是那种近于“八股文”的写作训练，当时学起来觉得笨拙，枯燥无味，甚至抵触，但后来可以说终身受益。当时很羡慕那些富于文采的作文，但我现在感觉那是写作的“中学病”，是花架子。
总之，语文教育事涉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未来，改革与创新应该慎之又慎。对于成人、老师和专家来说，中小学语文的课文都太简单了，似乎不需要进行字词句章的讲解，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中国语文教育具有优良的传统，体系成熟，重视听说读写的能力培养，重视背诵和写作，阅读理解上重视字词句章的逻辑顺序教学，重视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归纳，这些传统不能随便丢弃和颠覆。
责任编辑：陈建军
作者简介
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标题：《《写作》新刊︱高玉：语文教育不能太过折腾》
来源：澎湃号：武汉大学《写作》杂志社
编辑：蒋红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