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学术研讨会于4月21日在我校举行，来自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围绕“莫言与当代文学批评及文论”这一话题进行深入研讨。借此机会，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就莫言研究与文学批评及理论建设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人文学院王洪岳教授。专访内容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网：这次的会议主题很有意思，将作家作品研究与批评理论建设结合在一起。请问王老师，这个主题的选定有何深意？当初您对这次会议都有哪些设想？通过会议的举办，我们完成了哪些目标呢？

王洪岳：这次的会议主题为“莫言与当代文学批评及理论建设”，我之所以和山东大学贺立华教授、首都师大张志忠教授联合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莫言研究在他获诺奖之后的五六年时间里，得到了强化，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研究成果。但是，尚未有比较全面、系统地从这个批评理论的角度去深入研究的成果。而且也没有一个“莫学研究”（这是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理论室访学的联系导师、美学家高建平在为我即将出版的研究莫言的专著《精灵与鲸鱼：莫言与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化研究》所做序言里在学界首次提出）的学术会议是以此为主题的。其二，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理论建构处于一种彷徨的境地，是走向文化研究还是固守精英文学研究路径？具体到小说理论，是继续走叙述学的路径还是兼顾审美、叙述、文化、道德、历史维度的结合研究路数？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据我的观察，也纠缠着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学人们。而莫言文学世界及文学思想所具有的品格可以从一个别样的角度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惑。我曾经发表文章，认为莫言的文学世界及文学思想带有一种“元现代主义”色彩。莫言的许多文学作品如《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如果仅仅从一个角度来研究，难免盲人摸象，而需要“联合攻关”，多维度多层面多学科地透视。这种特征就是“元现代”，就是超越、综合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一种新的现代性特征。这种新的现代性特性在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中天衣无缝地呈现出来，并通过其文学思想理性地表达出来了。

　　在同贺立华教授、张志忠教授商谈联合举办关于莫言的学术会议之初，我就从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背景，即多年来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美学建构之间寻找学术话语创新的可能性，并且有了一些心得。张老师就说起，关于莫言的研讨会还没有这样的主题，这个话题很好，有必要召开一次学术会议。于是，会议的主题及分论题“莫言与当代文学批评”、“莫言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莫言与当代美学或审美思潮的演变”，以及“莫言与浙江（新文学）”就基本定下来了。

　　这次研讨会已经结束，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目的。莫言的横空出世和成功，激活和扭转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样态。首先，关于莫言的文学思想和文论，在研讨时也有学者提到其表达的形式、思想的特质和平民化的眼光、小说家的睿智，是专门的文学理论家所不具备的。像张志忠教授对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观点的辨析与反驳，深具理论气势；高建平教授在对王洪岳专著《精灵与鲸鱼：莫言与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化研究》一书的评价中，提出了“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才是世界的”这一精辟论断，并提出了“莫学研究”一词。樊星教授认为莫言的文论是“狂者的文论”，李震副教授从“当代民族志小说中的热闹美学”的视角论述了莫言的小说，彭宏博士提出了“莫言的体验式文学批评”，张细珍博士论及“莫言小说中的‘莫言’”，王洪岳从“莫言与当代中国美学建构”角度对莫言作品之于美学的恐怖、戏谑类型建构的作用所进行的阐述等，都紧扣会议主题，富有创新意识和批评理论气度。其次，是对莫言作品和其他中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如付建舟教授以《丰乳肥臀》为例，对莫言小说欲望叙事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释，李萌羽教授对《喧哗与骚动》和《丰乳肥臀》性伦理的比较研究，陈晓燕博士对《红高粱家族》和福克纳《熊》的比较研究，黄江苏副教授对《蛙》和郑小驴《西洲曲》的比较研究，李贵苍教授等对莫言和格拉斯笔下侏儒形象的比较研究，吴海庆教授对莫言和路遥的比较研究，于红珍博士对莫言和阎连科的比较研究，周文慧博士对莫言和印象派画家的比较研究，邹贤尧对《红高粱》从小说到影视的比较研究等。再者，运用新方法、新视角对莫言创作的新阐释和对其最新作品的评论和研究。如，王西强副教授对《生死疲劳》的“寄居叙事”与视角叠加特征做了新的阐释，徐勇教授对《蛙》和《生死疲劳》的话语特征进行了探讨，马雪颖博士对《红高粱（家族）》的陌生化语言及其英译进行了研究，雷登辉博士对《檀香刑》的酷刑和身体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发。另外，对莫言创作主题、人物原型和民间故事新叙述特征的探讨，如余敏华教授探究了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潮流的“介入”和“疏离”，李晓燕博士对余占鳌形象原型的探源，顾江冰博士对莫言短篇小说民间叙事风格的探讨，王美春副教授对莫言创作的地母传奇的研究，王朱杰博士对莫言小说中的劳动与乡村主体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意味的考察，王辽南副教授认为“故乡”“苦难”和“救赎/拯救”是莫言创作的母题及奥秘。而刘广远教授对《故乡人事》、程春梅副教授对莫言《等待摩西》的解析，都是追踪莫言创作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另外，莫言大哥管谟贤先生的与会，以及他受我邀请担任了浙师大图书馆第38期真人书嘉宾，并向上百位读者奉献了一场异彩纷呈、内容丰富的“大哥眼中的莫言”的真人书展示。此次活动，管谟贤把会议的第四个议题即“莫言与浙江（新文学）”引向了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莫言与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化”，是国内第一个与莫言研究密切相关的课题，具有开创性。请问当时您是如何想到要从这个角度切入莫言研究的？截止目前，这一课题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同时也请您简单谈一下莫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王洪岳：我所主持的这个莫言研究课题是从自己的学术积累和背景出发设计、进行的，即我硕士阶段读的是现代文学专业，在大学分别教过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各五年，一直以来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读博之后正式转向文艺学、美学领域教学和研究。但是我的学术志向和兴趣始终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我对作家作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及美学有了一个贯通式的了解。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当代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中，阅读文学作品较多者，同时又是从事文艺批评当中对理论浸淫较深者。因此，我切入到莫言研究就有一种学术发展的必然性。然而，我对莫言的研究与一般文学史或纯粹文学批评的学者不太一样。我更多地从文论和美学的角度观照莫言文学世界，反过来，又从莫言的文学作品中发现新的审美质素和审美类型。

　　截止目前，这一课题除了完成了一部40余万字书稿（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还在《文艺理论研究》《天津社会科学》《东岳论丛》《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了近20篇论文。其中有的论文是和课题组成员，现为山东大学博士生的杨伟、南京大学博士生的余凡，以及杨春雷合作发表。同时，通过课题研究的学术训练，促使几位硕士生考上了南大、山大的博士生。同时，在莫学研究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自信，并提出和论证了建构中国元现代（主义）文论的可能性、必要性。

　　至于莫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应该说是不言而喻了。这不仅仅因为他是茅奖和诺奖得主，更因为莫言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只要是通读过莫言文集哪怕其中一部分代表性作品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莫言在当代文学家包括先锋文学家群体中，真有些“鹤立鸡群”的意味。他30余年所创作的大量作品，包括11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篇小说，100余部短篇小说，大量随笔散文、演讲录、对话录、创作谈，为他人做的序言等，构筑起了庞大的“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这一大体量的创作实践使其身上兼具“现实”“浪漫”“寻根”“先锋”“新感觉”“新历史”“魔幻”“幻想”等头衔与标签，其作品在风格上集当代文学多种文学写作形式、特点于一身，这显示了莫言在创作过程中对多种文学风格的不断尝试与创新，而文学风格的创新源于创作理念的更新和突破，因为唯有不断以新的创作理论和观念作为指导，才会有不同于以往创作风格的新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另外，莫言的一系列文论思想，包括“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论，文学根据地思想，“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写作新三论，故乡血地论，苦难化为艺术论，复杂人性创作论，世界大于民族的大文学观，文学作家品格的鲸鱼论，等等，构成了莫言深刻影响当代文学的重要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国内莫言研究的发展状况的？针对当前现状，也请您谈一下是否还留有一些相关研究领域，值得青年学者进一步探索的？

王洪岳：当前莫言研究呈现出非常好的发展态势。据我所知，莫学研究的国家课题除了张志忠教授主持的重大课题之外，还有十余个一般课题。自由选择研究莫言的学者就更多了。每年发表的关于莫言研究的论文达数百篇，多的年份达近千篇左右。但是关于莫言研究的论题可谓方兴未艾，还有很多空白点。前两年张志忠教授曾提出了拓展和深化莫言研究的思路；在本次研讨会上，王万顺副教授提出了莫言研究创新的五个新路径。另外，关于莫言文学的翻译研究，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分支领域。

　　作为一个仍具有较为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的大作家，莫言应该说正在努力克服“诺奖魔咒”，即获奖后在创作数量和质量上都急遽下降。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莫言在获得诺奖后的四五年时间内，在努力打破这一魔咒。自去年到今年年初，他发表了一系列新作，涉及中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文体，尤其是《等待摩西》《故乡人事》《锦衣》等，仍然显示出强劲的创作态势。这自然会给青年学者以较大的研究莫言文学世界的空间。另外，更为关键的是，莫言这个“鲸鱼”“大象”般的作家作品，绝非一世一代可以研究透辟，就像乔伊斯、鲁迅这样的作家，不是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学者在孜孜以求地研究吗？莫言这样一个影响力和艺术水准都堪称当代文坛的大作家，其创作自然值得文学研究者包括青年学者致力为之。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新作《美学与诗学：融汇与建构》一书围绕主体美学与诗学批评展开讨论，能否请您谈一下这本书的创作历程与体会？另外，您在书中提到，您从大学至博后阶段，一直对当代审美问题、文论与批评问题有持续性的思考，能否请您结合您的背景简单谈一下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

王洪岳：这本书是我自2000年以来在美学和诗学融合方面的成果结集。我主要从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和建构，依然离不开主体性美学的前提出发，所做出的属于自己的评判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经过了90年代，时至今日余威仍在。为什么？这个大前提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我们在西学、后学、文化研究的多重影响下，应该放开眼光，实行拿来主义，但是要有属于自己国族的学术定力，拒绝做墙头草。这是我在大学本科阶段就开始形成的学术立场。

　　当然，拥有了一定的价值立场，并不代表就可以做出好的学问。在30余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我也逐渐调整自己的观点，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在经过了通读《鲁迅全集》，到完成研究张恨水世情小说的硕士论文，我对现代文学的这个两极现象存在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强化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素养。同时，由单纯的学生转入社会，虽然一直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研究，但是我由于有了理论的武装，观察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思想触角更加敏锐。在我撰写发表的文字中，有一部分是对文学和审美之外的文化现象进行发声的。当然，我主要还是在自己的“领地”里耕耘，这种工作主要就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试图打破学科壁垒，打破画地为牢的做派，在基本认同文化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前提下，尽量结合自己的学术积累，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因此，我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当代审美问题和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寻找到打通这些人为壁垒的方式方法。最近几年来，我针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再造的可能性和西方后现代之后理论话语命名的困境，而提出和论证的元现代文论思想，正是这种打通包括对莫言研究的一种理论升华的理论新思维。

编辑：张凯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