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3日至4日举行。这是今年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人数最多的主场外交。届时，中非领导人将齐聚北京，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峰会主题，共叙友情，共商合作，共话未来。
非洲研究院围绕中非合作这一时代主题，组织研究院专家学者，集中推出系列主题文章。8月27日，《环球时报》刊登刘鸿武教授评论文章《中国对外援助的逻辑与使命》一文；同一天，《参考消息》11版整版刊登刘鸿武教授理论文章《中非合作的战略价值与时代意义》一文，文章认为，中非合作非一时之计一时之需，中非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与特殊价值，同时中非合作助推中国思想体系构建。
原文如下：
中国对外援助的逻辑与使命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能生存和发展，必得与他国他族有往来、有合作，在互利合作中寻求自我的发展。今天，中国正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全新的利益共享、前途共担的依存关系，当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他国他族之发展，又以他国他族的发展为自己发展的机会，从而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互为机遇、互为动力、自利与利他相平衡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而对外援助与担当国际责任正是中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与他国他族交往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基本关系形态。
作为世界史上最古老且绵延迄今的文明的创造者，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发展数千年而不衰，就在于它自古而迄今就是一个群体意识、家国意识、天下意识、责任担当与忧患意识很重的民族。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始终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信念与责任意识，由此而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援助与国际责任是随着现代国际体系诞生而形成的，而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和以主权国家间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形成，是国际援助与国际责任产生的两大基础。近代二三百年来，人类发展步入波澜壮阔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面对全球人类发展的总体性与不同文明、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因发展的差异性而产生的矛盾与需求，在不同文明、国家与民族之间，在大与小、强与弱、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为和平与发展而加强合作并开展相互援助的要求与实践也与日俱增。
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中国在进入20世纪后，在追求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过程中，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与日见开阔的全球视野上，来思考中华民族在复兴自我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如何在自存与共存、援他与助我、利己与互惠之间寻求适当之平衡，努力承担起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责任，对人类现代和平与发展做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早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曾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而后又明确告戒后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抵抗精神在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救亡图存之时，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明确表示：“再过四五十年，就是2001年，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还说，中国人口已达到6亿多、国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大国，“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援助亚非拉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也因此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奋斗理想与长远目标。1963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进一步表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迄今已持续六十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现代世界体系的参与者与改造者，中国的对外援助必须在道义、责任、能力及目标间保持一致，从而形成自身的特点并保持长期连续性。虽然许多亚非拉国家要比中国更弱小更贫困，因而这种合作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但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回馈推进作用。
根据一般的国际援助惯例，发达国家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美元的援助，那么最终会带动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增加6美元的规模。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开始增多，特别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后，每年中国对非援助逐渐达到几十亿美元的水平。这些援助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提高了就业水平，为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如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100亿美元，到了2014年则超过了2200亿美元。再比如说，现在中国每年向非洲提供几千个来华留学的奖学金名额，让更多的非洲留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这些留学生回去以后，将为所在国发展提供更强劲的智力资源和人才储备，也将为中国企业扩大对非合作创造良好的人文条件。这是首先有利于非洲国家自身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双边合作的好事情。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及其履行国际责任的问题，国际社会有种种议论。一些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援助和国际责任的看法，常常是戏剧性、情绪化甚至自相矛盾的。有时他们指责中国对外援助太少，说中国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有时又指责中国援助太多，将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夸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由此来暗指中国野心太大。许多时候他们也指责中国的援助不按规矩行事，破坏了西方在亚非国家建立民主制度、推进人权事业和实施良政的努力。事实上，对西方来说，首要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大小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多寡，而是中国是否按照西方的标准与要求去做，会不会成为与西方模式不一样的“另类”。
近年来，在国内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争议也时有发生。时常有人会问，中国还很穷，为什么要援助其他国家，有必要吗？对于一个利益与观念日益分化和多元的时代，我们必须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意义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因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广泛存在于全球层面，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它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能重新认知自我，重新认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中国需要重新认知对外援助和履行国际责任的意义，需要认真思考通过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改进，让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
尽管远非尽善尽美，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有基于中国现代发展需要的战略诉求与实践方式，更有源自中国历史传统的文化支撑与理念基础，其得失也需要从现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与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广阔背景上来理解把握。
中非合作的战略价值与时代意义
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十八周年，同时新一届中非论坛峰会时隔十二年后将两次在北京举行。回首这十八年来中非合作往事，我们可以看出，快速推进的中非合作关系正呈现出多方面的战略价值与时代意义。
中非合作非一时之计一时之需
首先，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为中国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与历史人文基础的全球发展战略空间，并由此瞻显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对于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推进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对于中国而言，发展更具有特殊的文明复兴的意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统一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在农业文明时代，位于亚洲东部的中华文明，以自成一体的方式生存发展，生存发展的空间也因此仅限于东亚地区。比较之下，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南部非洲大陆，也因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而令其文明在早期发展演化中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特征。
但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创造力与历史复兴的潜能，而非洲文明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与未来发展潜力。现代文明是开放的、传播的、全球化的文明。中国社会的巨大规模，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决定了中国今天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需要突破以往历史时空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获得并打开文明交往与发展创造的空间而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交往与共赢合作。当代的中国，已不可能像以往的西方那样，以殖民、武力甚至战争的方式，通过争夺土地，争夺霸权来实现自身文明生存发展空间扩展。非和平的发展方式不符合今日的国际社会准则，更主要的是它们违反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传统，违反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宗旨。为此，当代中国始终是以全新的方式，运用文明的力量，开辟新的国家复兴与发展道路，及开创新的人类交往与国际合作新模式。因此，参与和推进国际间的共同发展与合作发展，在推动世界合作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获取最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机遇，正是符合中国国情与国家根本利益的正确战略选择。
今天，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其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多元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特别的贫穷与欠发展状态，使非洲拥有和中国同样的最为巨大也更为持久的发展需求。因此，中国与非洲通过合作，在发展领域建立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陆间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在两大文明体的创造性聚合中相互建构起全球最大的有机发展时空组合，在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合作共赢的原则下，通过共同持久的努力，实现两大区域两大文明的共同发展，实现两大文明的协同复兴，这对于中非双方都是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通常情况下，需要在世界主要大国、周边国家、地区和全球四个层次上处理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多元多维关系。因而，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并非一时之计，一时之需，而是处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全球层面，且具有特殊的基础性地位与战略地位。鉴于中非关系的特殊性，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始终清楚牢固地把握着中非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不会因为某个偶然因素的干扰而轻易动摇或放弃。今天，对于非洲，中非合作关系在促进非洲提升发展能力、增强发展信心、拓展发展资源方面的战略意义同样在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合作发展的成就，不仅为非洲展示了新的最具潜力的对外合作与发展前景，而且因为中国的加入和努力，非洲在全球总的发展竞争中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
中非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与特殊价值
第二，中非发展合作关系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拓展出重要的外部国际平台，为一个更具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感召力的当代中国“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特殊的国际舞台。
今天，作为一个介乎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具有某种过渡属性的国家，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合作过程中，可以推演一个角色更为多样、作用更加积极、功能更具桥梁中介作用的全球发展推进者、协调者与整合者。当然，处于这样一个特殊位置上的中国，其国家利益的诉求与内外战略的选择，在具有更大的战略选择空间与发展回旋余地的同时，也可能面临着来自更多方面的挑战与压力。今天，在中国身上，可能会更明显地集中了当代人类发展的一些全球性矛盾与复杂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可能具有不同诉求与观念的发达国家、周边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多维关系，如何以自己的智慧建构起一个更稳定的有多个战略支点的外部发展平台，营造一个更有利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无疑是当代中国面临着的需要有深谋远虑战略思考、慎密周到策略安排与耐心细致说服宣示的战略性重大课题。而中非合作正是这一复杂问题环节上的一个关键性节点，也是一个中国可能可以更主动作为与积极塑造的战略节点。
中非发展合作正是中非双方的一个特殊机会，一个双方实现复兴发展的外部舞台。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的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一个给未来世界特别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与希望的建设性力量，成为一个不是以牺牲他国他族利益而是给他国他族以希望和机会的日益崛起的大国，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也是惟一的选择，否则，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遭受到日益巨大的外部阻力与遏制力。我们需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上来理解中非发展合作的战略意义与特殊价值。中非发展合作不仅应该为之，而且是必须为之。对于中国而言，推进与非洲大陆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发展合作，既是国家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责任所在。这种利益与责任合一的战略合作，完全可以给中非双方都带来巨大广阔的机会空间。在全球战略中，当与全球先进的欧美国家和最多欠发达国家的非洲大陆同时形成经济与发展上的共同利益及战略合作关系时，中国就能够拥有实现和平发展目标的牢固而开阔的国际舞台。
但这并不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中国和平发展目标与过程的怀疑，多数论调出自习惯于旧的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西方国家，对此中国自可坦然面对，但也有一些，是当人们对于未来新的世界秩序存有不确定感觉而将焦虑的目光集中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身上时自然产生。此外，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地区与周边环境，也让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面对着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内外诸大国的、基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利益的冲突与挑战。日益进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心，担负的国际责任，产生的国际影响，面对的国际挑战持续增大，所有这些，要求中国跳出以往简单的分散的短时的国际问题思考习惯，真正从全球视野和长期战略的高度，构筑出体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并能保证其实现的国际战略与对策。
非洲作为在空间上与中国距离遥远，在政治与经济上与中国有着历史与现实的稳固联系，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有自身特殊国际影响力的地区，能够为中国展示并实践和平发展战略。中国需要综合运用政治与经济、历史与人文多种资源，主动地多方面地树立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和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积极形象，缓和由全球复杂利益与发展变化引起的压力与冲突，提供一个足够宽广的、能持久地产生全球效应的国际活动平台。这样一种国际与外交努力，并非仅仅是某种中国单方面的愿望与行为，而是一种基于全球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同时与非洲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合作，进行全球性制度文化创建的长期过程。总之，中非关系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相当的、有全球影响力但却处在利益关系结构另一侧的国际合作与博弈的对象，中国应当启民族与历史之大智慧，以新时期非凡的战略思维与实践勇气，来理解好处理好中非两大文明区域合作所包含的机遇与挑战。
中非合作助推中国思想体系建构
第三，中非发展合作关系实践会为中国的国际思维和相关理论建设打开广阔的空间，为当代“中国知识”、“中国思想”的孕育提供了特别的理论温床与实践平台，并由此建构起中国知识与思想的信誉基石与话语权源头。
总体上说，中非发展合作既是中国与非洲各个国家的合作，更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与一块世界性大陆的合作，因而这种大国与大陆间的以发展为核心命题的合作，具有大型文明体系或大型国际关系结构要素间的合作，而及它可能牵动的其他重要国际力量的介入、干预与互动，其所可能拓展的战略纵深和在时空上的巨大潜力，在当代中国外交的多维向度中都应该是一个具有宏大历史性格的实践领域与思想领域。当代中国学人对此当有清醒的认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全球变局的层面上，更加重视对非洲大陆本身和中非关系问题的研究。
中国是古老的东方大国，拥有具有自身历史特色的丰富的国际关系观念及深厚的理论思维传统。在十九世纪以前，存在于亚洲大陆广阔之区域，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从东亚到南亚再到中亚的这一地区性国际体系，曾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体系之一。历史上的中国，既是一个东亚国家，也是一个南亚或中亚国家，甚至与遥远的西亚、中东、非洲和欧洲也有直接间接的复杂交往，这让中国在久远的过往时代也拥有了自己的对外交往的经验与知识。虽然这一经验与知识是有限的、传统形态的，但它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国际交往潜质与能力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先是以被动方式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际体系而成为一个边缘性角色，后又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加入其中并逐渐向中心位置靠拢。无论怎样，可以说，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或开放或封闭，或以自我中心方式处理对外关系，或卷入或加入或跟随陌生的另类体系，更因有连绵的自古而今的存续历史，其间之种种古代与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交往过程，还有种种复杂的历史与周边环境，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国际关系思维与实践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然而，以近代和现代的标准衡量，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环境以及全球的时代变迁相比，现实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水平。虽然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要照搬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知识，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自成体系的理论结构与知识框架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知识形态的理论化、系统化、民族化进程是明显地相形落后的。今日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能与过往历史与当代经验衔接，能适应国家对外开放和快速发展需要，能适应中国加入国际社会、面对全球化潮流以及现代性的复杂挑战而参与全球变革、参与国际思想竞争与制度建构，能有效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理解沟通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更多的参与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思想交流，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突破近代以西方为主的社会科学主流话语的限制束缚，中国产生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和全球性思想的条件在日益成熟，有中国精神气度与视野的中国非洲学的建构也逐渐成为必要和可能。中国学者与非洲学者都应该深知，发展中国家若在科学与知识话语的建构中缺乏实质的有竞争力的参与能力，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与国际交往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理论，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原创理论的形成，中非合作及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则有希望成为一个特别的温床，一个提供知识与思想活力源头的特殊领域，以至为具有时代精神同时又深刻包含着中华古老传统的当代“中国知识”、“中国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完善及其话语权力的获得，奠定开阔的基础，以原创方式，形成自己新的全球化理论与现代性理论，产生中国自己的跨文化的元知识话语。
编辑：张凯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