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至22日，讲好浙江故事，助力“一带一路”智库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省内相关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以及韩国、塞尔维亚、捷克、尼日利亚等国的海外学者，就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浙江经验的分享与传播，提出自己的观察与分析。

优势互补，中国—中东欧合作仍有巨大空间

“中东欧国家很少了解‘一带一路’的精神和要旨，也很少了解中国的语言。”塞尔维亚“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王尼智坦言，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合作仍有不少障碍，尤其在实际操作方面还有不少困难。

“中东欧国家的体量不够大，能力有限，其金融资源也非常有限。”王尼智说，常有中国代表团赴当地参观，但很少有项目落地，路途遥远和融资障碍都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难题。

如何破解双方合作的障碍？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董雪兵教授认为，讲好浙江故事要用国际上听得懂的语言。具体到合作的实操层面，就在于寻找双方的兴奋点、契合点。

互利合作、优势互补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基本合作理念。捷克学者库尔洛娃提到，捷克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处于世界的第一方阵，而浙江也有浙江海康威视、大华等知名通信领域的企业，浙江可以就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与捷克开展更多的合作。

与此同时，合作也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对于彼此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都非常重要。“当中国公司在捷克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时，需要尊重并调用捷克本地的能源保护的知识。”库尔洛娃说。

有学者提及，在中国投资熟悉各种招标文件和其他工作流程非常耗时耗力，而这指向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普遍性的议题。作为本土研究的知名学者，浙江省社科院院长何显明教授表示，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条核心经验是关注政府的角色，通过不断调整体制机制来打造核心竞争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当前，“最多跑一次”的改革就是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鲜明注解。

“一带一路”为浙江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带来新机遇，这是与会学者的普遍共识。关键在于加深了解，相互尊重，尤其在具体项目落地上下功夫。

双向平等，中非交流谋求合作共赢

非洲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作为南南合作的重点地区，中非之间因为“一带一路”而加速的合作进程指引着南南合作的未来方向。不过，除政府层面的交往外，民间交流也有待突破和改进。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索马里籍学者和丹提出，电影是塑造国家形象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以她亲身参与拍摄的纪录片《我从非洲来》为例，将非洲人民在义乌生活和工作的故事搬上银幕，向国外传达义乌乃至浙江的发展情况，获得了各界的盛誉。

“我们要尊重和了解两国的文化，通过非洲人民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故事，讲述义乌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和中国的人。”和丹说。

和丹的跨文化交流观念也得到其同事、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徐薇的认同，结合她在坦桑尼亚的田野调查研究，指出要理解中非双边得到故事，就需要用具体的个案和当地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讲好故事。

面对日新月异的媒体技术，非洲研究院的李雪冬博士从媒介的角度切入，认为要不断创新传播浙江发展经验的方式手段。“要顺应新媒体、智能化和视频化的趋势，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增强所传播内容的影响力，多样化地呈现传播内容，向国际社会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浙江。”

而在国家级领军人才、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看来，讲好浙江故事、分享浙江经验，目的指向的是提升非洲自身的发展能力，合作共享是中非合作的焦点。刘鸿武鼓励浙江企业，要继续推进在非洲的合作。浙江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在民营资本和电子商务的优势，在非洲搭建商务平台；另一方面要尽可能讲好浙江的故事和经验，打造中非人文交流和学术研究的浙江品牌，打造中非思想文化的高地。

“共享能够创造财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非洲研究院尼日利亚籍学者迈克尔举例中国改革开放，认为团队合作是通向成功的好方式。非洲研究院马里籍学者约罗对此也表示赞同，实现共同繁荣要通过合作共赢，非洲的美好未来不能通过这种慈善的捐助达成，而是要通过共享达成，接受外国的支持和技能，抓住机会发展自己。

在浙江，产生了以民富、省强为显著特点的浙江现象，涌现了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对比浙江原来较差的资源禀赋和当下的快速发展，刘鸿武提醒，非洲国家要谋求发展，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学习浙江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

相互理解，亚洲各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赢得有关国家的参与与支持,并且贡献于参与国的经济发展的问题。”韩国岭南大学独岛研究所教授宋汇荣认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软着陆，还需解决诸多棘手问题。

欧亚各国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成为关键问题。刘鸿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凭空构造，而是与中国的国家发展记忆有关联。浙江工商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金俊也从历史角度梳理，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思想理念密切相关。

这也反映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历史中。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周烈提到，中阿关系源远流长，双方的祖先很早就通过“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建立贸易网络，开展文化交流。同时，在现实的外交格局中，韩国启明大学国境研究所所长李盛焕指出，“一带一路”与韩国的新南方政策与新北方政策相互呼应。

不过，任何发展模式的借鉴和应用都有一个因地制宜的过程。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兴球分析了越南推广浙江模式的经验与启示。越南与浙江存在很大的差异，相关经验不完全适用，模式予以因地制宜的转化是难题。这也是各国共建“一带一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正如李盛焕所言，韩国应当全面分析“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做好新南方政策与新北方政策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我们认为人类有共同的命运，要相互合作，但是合作的前提就是我们承认多样性的存在。”刘鸿武说，中国与亚洲各国联系紧密，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也有许多差异，求同存异是友好交往的重要前提。

何显明说：“浙江有很多的故事可以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探讨，以浙江为案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视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省社联副主席邵清表示，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模范生，有大量的浙江故事、浙江经验、浙江启示需要研究总结。省内国际问题和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需要站稳脚跟，充分理解浙江这块土地，进而对全球问题发表可靠的意见。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更加扎实有效的建议。

据悉，论坛由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浙江师范大学主办，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承办，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捷克研究中心协办。

浙江省社科联、尼日利亚驻沪领事馆等相关部门领导以及来自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岭南大学、韩国启明大学、越南河内大学、尼日利亚大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者、智库代表以及媒体人士近100人参加会议。

编辑：张凯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