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苇用百余首诗，重新发现江南

　　沈苇身上，有某种戏剧性和传奇性。1988年，他从太湖畔的丝绸之府，湖州下面的一个小镇练市出发，坐了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沿丝绸之路西行，来到新疆。那一年，他23岁，从一个远游者变成一个远居者，从此个人命运与那片土地紧紧连在一起，他也为遥远的新疆大地写了很多诗和散文，出版了20多部诗文集。

　　30年来，在西与东、水与沙的地域切换中，沈苇有时称自己是拥有“两个故乡”的人。

　　2018年底，他终于回到了江南故乡，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并成立沈苇工作室。

　　“仔细一想，我热爱的西部我已不在场，再也无法亲历它鲜活或滞缓的日常；我回来的江南，也不是年少时的江南了。只有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是我独一的、他人难于复述的路。”

　　回到江南的第三年，他就捧出了一部新诗集——《诗江南》。“游子归来，重新发现江南”，这句话，就出现在《诗江南》的封面上，这也是沈苇为自己“第一故乡”创作的第一部诗集。

       西部与江南

       内心的重建没有止境

　　钱江晚报：挺喜欢你写江南四时风物的一些诗，比如《水乡食鱼歌》，从一月写到十二月，写树，写蚕茧、种菜等等，如今重新回到江南，是否感到一种欣喜，亦或有些儿时风物，有如今难觅的失落？“游子归来，故园蚕丝，添他一份缠绵和惆怅”，这样的心怀，是否独独江南才有，才适宜？

　　沈苇：这种“心怀”，不可能是地域的独有。诗歌只停留在“风物”层面，也是不够的，因为文学不是地方主义的土特产。地方性是好的、迷人的，但地方主义是要反对的。所有对“独有”的认定，最后可能变成了局限和限定。

　　诗歌中有地域性，并不意味着对“去地域化”的放弃，恰恰是朝向“去地域化”的不断努力。人还有南人北相、北人南相呢。男诗人能写出温柔缠绵的诗，女诗人也能写出豪迈刚烈的诗。诗是雌雄同体的。

　　钱江晚报：您是湖州人，诗集第一辑《故园记》的诗，是献给家乡湖州的，你在诗中写道，“人到中年，你仍拥有儿时的万亩波顷”“再一次重建自己内心”，你的一些诗中多次提到“重建内心”，你在“重建自己内心”方面，完成得如何？

　　沈苇：每个人都随身携带语言、死亡和故乡。新疆30年，是一个“在他乡建设故乡”的过程，现在，一个“他乡的本土主义者”离开了，但留下了写新疆的十几部诗文集，这是一种过往的“纸上重建”。“还乡”之举，本身就是一次“重建内心”。故乡在哪里呢？当然首先是指一个人的出生地，就像父母一样，是唯一的、不可选择的，但同时，故乡可以变小，变成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

　　所谓的“还乡”，还有更高一个层面，鲁迅说“呜呼呜呼，我不如仿徨于无地”，诗人诺瓦利斯说“人类怀着乡愁的冲动四处寻找家园，哲学的本质即是精神还乡”，佛经说“无所住生心”……都指向更高意义的“还乡”。

　　因此，“重建”是与“精神还乡”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语言的行动，词与词的碰撞，诗的发生，是诗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哪里有坍塌、破碎和毁灭，哪里就有“重建”。在个人的地域变迁和时代急遽变化带来的眩晕感中，“重建”是无止境的。

　　钱江晚报：当江南拉近，不再是遥远的、想念中的故乡，“她”随时看得见，摸得着时，没有了这审美的距离，你的心态和情感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沈苇：近与远是相对的，更多是一种混溶和同在。有天涯咫尺，也有咫尺天涯。现在大家都喜欢说“诗和远方”，不知为什么，每当听到这几个字，我身上就会起鸡皮疙瘩。难道近处就没有诗、没有“远方”了吗？

　　当然，面对第一故乡，归来者可能有了一点与众不同的目光。

　　我曾经逃离一滴水的跟随，被一粒沙占有了三十年，如同做了一个漫长却转瞬即逝的梦。而现在，我要做的是，用一粒沙去发现一滴水，用一片沙漠去发现一条运命之河，用海市蜃楼去拥抱江南的山山水水……

　　或许，我还可以用一双沙漠木乃伊的魔幻之眼，去重新发现江南，看看自己能否看出一些新景致、一个新的沉潜的世界。

       过往到当下

       与几千年的诗人“交往”

　　钱江晚报：从古至今，您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谁？最喜欢的江南诗人是谁？他对您的诗歌创作和精神世界发生过怎样的影响？

　　沈苇：这个名单很长，难于一一道尽，我只说具体的。

　　去年我最大的阅读收获是汪元量，南宋诗人、宫廷琴师。1276年临安沦陷、南宋灭亡，汪元量随三宫三千多人北涉大都，直到1288年南还，最后不知所终。这十几年中，汪元量写了大量纪实性的诗歌，忧国哀民，幽愤沉痛，目击成诗，直入人心，堪称宋元“诗史”。

　　从杜甫到汪元量，再到元好问、龚自珍等，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狭隘化、庸俗化了的“现实主义”，要向这个伟大的古典传统学习、致敬，承继并重返这个传统。

　　至于当代，我与几代江南诗人都有交往，有的保持了数十年的深厚友谊，这是回到江南后倍感欣慰的一点。新疆时期的我，爱阅读江南地区优秀诗人的作品，其中的纯粹、通透和语言的考究、精准，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能够使我免于长期“孤悬塞外”可能带来的心灵和语言的萧瑟与粗糙。

　　钱江晚报：《诗江南》中收录了好几首写江南小镇的诗，你写到了南浔、塘栖、西塘、乌镇、周庄、同里、木渎、黎里，你对江南小镇有一种怎样的整体印象？又怎么看这些小镇的文化差异性？它们能在不同的角度上勾起你的诗情吗？

　　沈苇：关于江南小镇，我曾写过一篇长散文《江南六镇》，发表于《十月》，写了浙江和江苏各三个小镇。

　　有人认为江南小镇大同小异，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不是这么看的，因为这个“小异”并不小，譬如南浔的中西合璧，与乌镇的主题公园式、西塘曾经的原生态，相互之间的差异还不小。

　　这些小镇、古镇，都是构成江南魅力的重要部分，是人们可以停靠、栖息、使自己慢下来的地方。小镇虽小，五脏俱全，生活也方便。

　　我大概在新疆呆久了，现在对“小”的事物越发有兴趣了：小镇、小村、小路、小河、小鸟、小树、小草……新疆是一种“大”，而江南充盈着“小”。所有具体、细微、值得珍视的“小”，构成了江南之“大”，构成了广义的“大江南”。

　　钱江晚报：古往今来很多著名诗人为杭州写下了诗，作为一名新杭州人，你是否有写“杭州诗”系列的打算？目前有自己认定的代表作吗？

　　沈苇：我写杭州的第一首诗是1986年的《在西湖鲁迅雕像前》，那时还在浙江师范大学读书。

　　在新疆时也写过几首，还写过《女士们的西湖》等散文。返乡后，这两年写了不少，如《良渚的曙光》《西湖》《剃度记》《钱塘江》《在黄公望隐居处》《超山》《塘栖》《杭州2021》等，大多已收入最新出版的《诗江南》中。杭州一定会持续写下去，也许只完成一个“系列”是不够的。

　　至于代表作，自己说了不算，那是要时间说的。

       来源：《钱江晚报》（2022-03-13   A0005版：小时·人文读本）

编辑：蒋红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