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万里江河的涓流入海，婺学也历经了从兴起到繁盛的过程。就思想高度及历史影响而言，婺学的第一个高峰无疑属于吕祖谦时代。其实，在吕氏之前的两宋之际，婺学就已经开始萌发、肇兴。这一时期，婺学士人将二程理学传入浙中，他们的行为处世又释放出敢于担当、奋楫争先、经世济民的精神，为此后近千年的婺学发展点燃了星火，指明了方向，堪称千年婺学的发源时代。正是在这一潜流的基础上，婺学的精神逐渐发扬光大，进而响彻古今。兰溪的香溪先生范浚（1102—1150），就属于这批浚源、燃灯人群中的引航者。
一、抵制官场恶俗，永葆内心清流
范浚虽出生于北宋，但主要活动于南宋初期。靖康之难后，宋室偏安江南。当时，面对金兵的咄咄攻势，南宋尽管取得不少战捷，但宋高宗和秦桧仍主张求和。而主动求和，毕竟以丧权辱国和巨大的钱财付出为代价。为掩盖和议的屈辱，宋高宗和秦桧一方面以严刑峻法摧残正论、打压政敌，另一方面也通过赏官和赠禄，笼络士人，制造强大而有利于自身的舆论，以洗刷和议带来的恶名，从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在高压政治和名利诱惑下，朝野士人大多随波逐流，甚至连起初反对和议的大臣，许多后来也投身其中，出现了“文丐奔竞”的狂热风潮。这些“文丐”们通过创作谄媚阿谀的诗文，以讨乞官禄。他们的诗文主题，就是歌颂宋高宗和秦桧“共图中兴”的“盛德”。
范浚出身仕宦之家，祖父范锷、父亲范筠位至高官，九位兄弟均登科入仕，在当地有“一门双柱国，十子九登科”的煊赫声名。从范浚的《香溪集》来看，虽不排除他可能代人撰写过贺颂秦桧的客套文章，但绝非如那些“文丐”一样，为了谋取个人的名利富贵。恰恰相反，范浚曾多次被朝廷公卿举荐为贤良方正。举荐者中，不乏李纲、富直柔、潘良贵等名臣名士，但均遭他拒绝。在回复举荐者的信中，他称自己不仕的原因，是要效仿颜回安贫乐道，致力于“为己之学”，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其实，最深层的原因，应该是他耻于世道沉沦，朝纲混乱，与奔竞之徒为伍。他以隐居不仕的态度，与当时官场的坏风恶习相抗争，坚守儒家士人的气节操守。因此，对于谄媚阿谀的行为，他也是嫉恶如仇。当得知挚友潘良贵痛斥权臣误国害民，范浚不禁拍手，连连称赞他“安行义命，视富贵如泥尘”。
范浚恪守儒家“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古训，敢于和政治坏风气抗争，永葆内心的清流。这也提醒我们，在权钱诱惑面前，应该时刻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敢于坚持真理，坚定理想信念，拒绝毫无原则的随波逐流，与官场“潜规则”相抗争。
二、浙中传播理学，开启婺学新风
金华自古山水奇绝，秦汉以来就是方士修行的首选区域。魏晋至隋唐时期，婺州一带佛道文化愈加浓郁，涌现出黄大仙、傅大士、贯休等一大批影响全国的名道高僧，而儒学氛围则相对沉寂。虽然北宋中前期，永康人胡则、徐无党先后考中进士，但在外人眼中，婺州一地仍以佛道闻名。宋仁宗时期，福建理学家陈襄在《送钟离郎中知婺州》一诗中，就称“神仙窟宅金华近，吴越封疆宝婺分”，折射出当时儒学并不兴盛。直到北宋后期，随着地方官府和士绅的兴学弘教，尤其是二程理学的传入，婺州一地的主流文化才逐渐由佛道转向儒学。
范浚身居乡间，虽未直接师从濂、洛、关、闽等主流理学学派的名儒，但他通过览读理学典籍，以及与理学人物的交游、问学等多条途径，对理学多有接触，并形成自己的体悟。如范浚长兄范溶曾负笈京师，进入太学学习；好友潘良贵，师从二程大弟子杨时；郑刚中，为潘良贵学侣，以经略川陕闻世。范浚均与之契密，情谊深厚。除交往本地理学学者外，范浚还与湖湘学派的学者有不少往来。在《香溪集》中，有范浚致湖湘理学名家胡安国之子胡寅的《上致政胡待制书》，又有与胡公武论学的《答胡英彦书》。胡公武系胡铨从子，胡铨师从胡安国，对伊洛、湖湘之学多有传承。这些切磋交往，深深影响了范浚的理学思想。在他的思想中，明显可以见到二程尤其是程颢的痕迹。如《尧典论》中，他批评王安石“尧行天道以治人，舜行天道以事天”之语，即与二程契合；以“止而觉”解释“仁”，与程颢、谢良佐以及胡安国、胡宏的湖湘学派有相通之处。所以全祖望认为：“伊洛既出，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其言无不与伊洛合。”
除了吸收伊洛思想外，范浚还结合自己的思考，提出诸多前人所未有的创新思想。如在《耻说》中，主张以“耻”为“入道之端”；在《悔说》中，重视“过而悔，悔而改”的修养功夫。尤其是《心箴》一篇，凸显“心”的重要地位，又强调“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对立“心”的重要性，对如何养“心”作出了清晰的阐释，因此被朱熹看重，采入《四书集注》。嘉靖皇帝对《心箴》也爱赏有加，亲自注释，并下令在翰林院、两京国子监、全国府州县学刻石立碑。在研读理学的同时，范浚还创办宝惠书院，设帐授徒，较早在浙中一带传播理学，当时远近来学者甚众，朱熹《香溪范子小传》就说：“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
正是在两宋之际潘良贵、范浚、王师愈等人的引领下，婺州一地的理学思想逐渐蔚兴，为当地文化格局从“神仙之乡”到“小邹鲁”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范浚无疑是这批先行导路者中的佼佼者。他这种在学问上的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并强调为学的创新自得，对今日金华的发展现状，何尝不具有重要启思？试想，不紧跟时代的主流，何以融入世界？但只一味地盲目跟从，没有自己的思考，又如何能形成自己的特色，超越他人？
三、布衣上书《进策》，践行经世精神
范浚虽隐居不仕、独善其身，但作为儒家士人，他时刻不忘经世济民的学问之道。他积极向朝廷上书，希望统治者励精图治，关心民瘼，切莫沉湎于奢靡苟安的生活，表现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和担当。在回复潘良贵的信中，他说：“君子有所谓忧国爱民之心，未尝一日忘之也。有言于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愿也，如不用，特于言弗克伸耳。其于忧国爱民之心，亦何损哉？”忧国爱民，可谓范浚毕生追求和践行的理念，也是他“有体有用”“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的灵魂。
绍兴七年（1137），宋高宗决定御驾亲征的消息传来，范浚听闻后异常激动，于是撰写了《进策》二十五篇，全面分析南宋初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对策。讨论的范围特别广泛，涉及谋策、用人、改制等问题，且篇篇针对当时国家的积弊。
《中庸》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不仅体现在为人处世的忠恕宽厚，也表现在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身为儒家的范浚，时刻认同“久则弊，弊则变”的道理。在《更化》一篇中，他将南宋初年的社会问题归结为三大类：一是士大夫的奔竞之风，二是州县的冗官冗政，三是民众的弃本逐末。他还考察了这些社会恶习的根源，分别是荐举、考课、税赋之法在实行过程中的弊端所致。荐举之法，原本用来选拔真才实学之士，但由于谄媚之徒的趋炎附势，选拔者和录取者之间的勾结，逐渐沦为谋取官位的工具；考课之法，起初为了激浊扬清，但由于官吏懈怠敷衍，办事糊涂，畏首畏尾，以致沉迷现状，不思进取；税赋之法，原本应按财产多少征收，但由于豪强奸商投机赢利，放高利贷，致使百姓日渐贫穷。在范浚看来，这些弊端严重危害国家，必须及时改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远图》一篇中，范浚还分析了长远谋划对军事作战和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年晋元帝挥师北伐，终不能成功，并不是志向不远大，而是没有图功之谋。所以他建议宋高宗要审时度势，制定缜密可行的长期计划。
范浚的革新和远图思想，对当前一些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社会痼疾，不啻一副猛烈的清醒剂。面对这些陋习，只有制定长期规划，同时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和力度，彻底根除坏风气，才能树立清风正气，为崛起浙中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确保如期实现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就学派的传承而言，范浚的门人大多不显赫，且传人影响有限，似乎难以构成一个鲜明的香溪学派，其规模和影响无法与后来的丽泽学派、北山学派相提并论。但他的道德和思想，开启了婺学新时代，推动婺州文化从佛道到儒学的转折，预示着婺学高峰的即将到来。正是在这样的逻辑脉络中，章懋、童品称赞范浚为婺学的“浚其源者”，雷鋐、朱一新、胡凤丹等人推举其为“婺学开宗”或“婺学初祖”，认为范浚的出现，“使东莱、北山诸先生有所据依，踵武而起，其为力甚艰而功甚巨”。
范浚隐居乡间，一介布衣，政治地位低微，却能名垂青史，为后人所景仰，并不是因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而是他不朽的立德和立言，和他身上所散发出的敢于抗争、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以及“志在经世”的责任担当，奠定了今后千年婺学的思想底色。吕祖谦、唐仲友、陈亮、宋濂、章懋等婺学名家的学术和事功中的诸多精神，均可以从范浚身上找到相应的影子。在当下“扛旗争先、崛起浙中”的伟大实践中，每个金华人如何给自己找准定位，贡献自己的力量，先贤范浚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众多的人生启示。
作者：金晓刚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金华日报》（2022-03-14 第11版：婺江潮·理论周刊）
编辑：蒋红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