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年间，婺州人文肇兴，贤哲辈出，吕祖谦、陈亮、唐仲友各以其学术而名动天下，形成了婺学的第一次高峰。此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在婺州大地高举朱学道统，传承程朱理学，形成了婺学的第二次高峰，为金华争取了朱学正宗嫡传的地位，影响了此后金华数百年的学术格局与精神气韵。北山四先生是了解浙学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山，不仅是金华的骄傲，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们的学术思想与人格精神激励着我们在“双星争华、八婺争先”中汲取力量，奋勇前行。
一、严律己，以身践道；
传道统，教化万方
朱熹去世后，黄榦（gàn）接续了道统传承的重任。黄榦之后，朱子学一分为三，北方一脉注重章句之学，江西一脉染于象山心学，只有以北山四先生为代表的浙江一脉最为纯粹，成为朱学正宗和嫡脉。何基正是四先生之首，少年时他就有严格的自律精神与崇高的道德追求；十几岁时，他就口出惊人之语：“廉洁乃士大夫分内事，何足高？”认为士大夫出仕为官，就应该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廉洁是最起码的底线，不足以赞美。这让他的老师陈震刮目相看。长大后，他清操自守，坚守初心，谨遵老师黄榦“真实心地，刻苦工夫”的教诲，严于律己，探索义理，传道修身，踏实践履。面对婺州知州赵汝腾的推荐和朝廷的多次征召，他没有动心，而是以身践道，坚持传道传心的教育事业，作育英才，化民成俗，以弘扬理学为己任，将朱子学传播于婺州大地。
何基之后，王柏、金履祥、许谦一直师门相传，坚持讲学的传统，高举朱子学的旗帜，传承朱子学的道统。王柏终身以传播朱子学为业，曾受聘执教丽泽书院、台州上蔡书院，还一度出任丽泽书院山长。丽泽书院为吕祖谦亲手所创，是当时金华的儒学重镇，自吕祖谦去世后逐渐衰败，王柏与吕祖谦之子吕延年商量振兴丽泽书院，恢复以往的荣光：“恢崇德业，开拓规橅，尊礼有德，招引善类，夙夜相与讲磨实学，以复还先世之旧。”金履祥一生也讲学不辍，除任教于丽泽书院，还先后执教于严陵钓台书院、兰溪齐芳书院与重乐精舍，广授门徒，教育后进。许谦曾应浙东廉访副使赵宏伟之请，亲往金陵讲学，后因患眼疾而回到东阳八华山居住。在八华山，他开门讲学，撰写《八华讲义》，制定《八华书院学规》，吸引全国各地三千多学子前来就学，史称其“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受业”。他的门人弟子有名有姓者被著录者多达千余人，真可谓教化万方，风动天下。正是四先生以身践道的高尚品格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法，使金华成为朱子学重镇，北山学派成为了宋末至明初浙东学派的中流砥柱。
二、矫流俗，以身垂范；
创新说，疑古疑经
正是北山四先生高扬朱子学道统的旗帜，在金华地区“独传真统绪”，才有了金华的儒学之盛。金华一直以来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尤其是北山四先生先后师生相传，对师门道统极为爱重。
王柏有着强烈的质疑精神，他治学喜欢质疑问难，绝不轻信盲从。他对儒家经典《尚书》《诗经》及朱熹的《四书集注》都提出过疑问，并写出《书疑》《诗疑》两书，对这两本经典提出了大胆质疑。他在继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基础上，提出“王柏版”的《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金履祥继承了王柏的疑经思想，撰有《书经注》《尚书表注》二书，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创见，尤其是《尚书表注》一书，乃是为补朱熹《尚书》遗漏而著。他对蔡沈的《书集传》不满意，于是著《尚书表注》，在援引旧说基础上，参以自己的独特见解，此书对后世影响甚大，为后人研究《尚书》时必不可少之书。王柏、金履祥在学问上的质疑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几百年后，阳明学盛行于金华，四先生的后学孙扬著《质疑稿》，率先批评阳明心学。立志坚定，于不疑处有疑，才能有思想和学术上的创新突破，四先生的质疑、创新精神，为其后数百年婺学不断发展创新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和源泉。
三、砭时弊，致力共同富裕；
献奇计，尽展经世情怀
北山四先生虽然不以功业著称，但他们都继承了婺学中经世致用、关心现实的精神。何基以身践道，强调躬行，而王柏更是一个非常关心现实的儒者，他看到了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恢复古代的考选制度，选拔真正有用的治国之才。他目睹南宋国弱民贫，吏治腐败，剥削太重，日夜思索，以求解决之道，为此提出“富国强兵，必以理财为本”的主张。他重视“社仓”在赈灾济穷方面的作用，并对朱熹的“社仓之法”提出改进。“社仓”一直是实行社会救济和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是古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发明。当时金华地区赋税沉重，百姓贫困，王柏目睹民生困苦，向金华地方官连上《社仓利害书》《赈济利害书》，主张应该加大对贫民的救助，由政府出手实行宏观调控，谷价昂贵时降低价格卖给平民，谷价便宜时提高收购价格，所谓“谷贵则损价以出之，谷贱则高价以入之”，王柏认为这种调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赈济灾荒之中，王柏还提出要以仁民爱物的精神践行“损有余而补不足者”的原则，通过收成较好的州县向受灾严重的州县实行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帮助受灾的州县渡过难关。他的这些政治智慧，在今天都有借鉴价值。
除了关心百姓疾苦，身处南宋末年的王柏、金履祥还忧心国事，并积极建言献策，试图挽救国家危亡。北山四先生虽然皆以理学名世，然而王柏、金履祥更是继承了浙东学派“重史”的经世致用传统。他们对现实洞若观火，潜心研究历史，以期古为今用，王柏著有《续国语》，金履祥纂有《资治通鉴前编》，虽然研究的是历史，但都有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当元军攻打南宋之际，王柏曾提醒当政者加强军事重镇襄阳的防务，可惜未被采用。其后，襄阳果然失守，进一步加速南宋王朝的覆亡。金履祥更是一个见识远迈的经世大儒，他博闻强识，对天文、地形、礼乐、刑法、田乘、兵谋、阴阳、律历皆有精深研究。襄樊被蒙古人围困，宋朝统治者却不敢救援。值此危亡之际，金履祥向朝廷献“牵制捣虚”之策，请求朝廷派大军由海路直奔燕州、蓟州一带，攻打蒙古军队，如此则围困襄樊的蒙古军队就能不攻自退。许谦亦关心民瘼，深察当时政治的利弊得失，写下《朋党论》《学校论》等许多政论性文章，主张对学校和选官制度进行改革。四先生躬行践履，传经传道，体现的是“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担当，他们关心现实，挺身而出，体现的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这种精神一直流淌在金华人的血脉之中，每当我们民族危亡之际，总有金华人挺身而出。
北山四先生皆以承担朱子理学道统为己任，他们一生讲学不辍，传道受业，一直为儒林所尊重，四方之士从学者甚众，师门广大，绵延数百年，有力地维系着婺学之统，促进程朱理学的传播和弘扬。作为理学家，他们是学修并重的醇儒，重视心性修养，他们所提出的持敬和致知相结合的修养功夫，对我们今天的人格修养和工作学习也有启发。
更为难得的是，北山四先生关心百姓，心系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成就了仁人君子的伟岸人格，他们是“以文化人”的典范。何基以身践道的君子人格，王柏、金履祥质疑、创新的精神和经世济民的情怀，金履祥、许谦终身不仕元朝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都成为金华厚重的文化积淀与宝贵的精神财富，融入了金华人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扛旗争先、崛起浙中”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我们在推动金华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的进程中奋力前行。
作者：李国跃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王锟 浙江师范大学婺学与传统文化研究所教授
来源：《金华日报》（2022-03-21 第11版：婺江潮·理论周刊）
编辑：蒋红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