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婺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他们或开学术之先河，或引领一代之学风，或挽狂澜于既倒，或集学术之大成，均体现了婺州士人勇于竞争、敢于担当的精神。
婺学在南宋达到第一个高峰后，至元代进入低谷。宋濂（1310-1381，字景濂）应时而起，击楫中流，毅然以传承和振兴婺学为己任，将婺学再次推向新高峰,同时还发挥了婺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宋濂年轻时便胸怀“天下有道，出辅明君，以兴一王之治，使三代礼乐复见当今”的政治抱负，意欲拯生民于涂炭，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淑世情怀。元王朝曾征召宋濂入职翰林院，他看到元廷气数已尽，便隐居小龙门山待机而动。五十岁时，应朱元璋邀请入金陵，正式踏入仕途。入明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大夫，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成为继吕祖谦之后，元明时期婺学发展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一、争正统，立传记，力辩诬名
吕祖谦、张栻、朱熹在南宋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虽早逝，也曾“主盟斯文”，引领一时学风。但《宋史》立《道学传》，将朱、张列入其中，而将吕祖谦置于《儒林传》，意味着只承认朱、张是继承孔孟圣学的正统，明显降低了吕氏的学术地位。宋濂对此深为不满。他评价吕学曰：“中原文献之传，幸赖此不绝耳。……当是时，得濂洛之正学者鼎立而为三：金华也，广汉也，武夷也。虽其所见时有不同，其道则一而已。盖武夷主于知行并进，广汉则欲严于义利之辨，金华则欲下学上达。虽教人入道之门或殊，而三者不可废一也。”吕氏之学得中原文献之传，主下学上达，粹然纯正，与湖湘学、闽学均是圣学正传，缺一不可。如果说朱熹、张栻是“道统”之正传，那么吕祖谦也当在其中，《宋史》对“道学”的理解过于狭隘。入明后宋濂总裁《元史》，撤《道学传》立《儒学传》，凡以道学闻名者均单独立传，相当于否定了《宋史》所确立的道统观。
婺学包含三家：吕祖谦的金华学、陈亮的永康学和唐仲友的经制之学。宋濂在为吕学争正统的同时，也不忘宣传其他两家之学。陈亮生前，其言行、为人就饱受非议，学说也不受重视。宋濂肯定了陈亮为人豪气刚烈，上战场可以建功立业；其学说“明白简大，坦然易行”，但他不懂以德安天下的道理，所以学问不够纯正。陈亮一生都没有机会施展抱负，永康学也似乎随着他的去世而湮没无闻。宋濂却在浙东发现了喻偘和喻南强，为之立传。喻偘积极宣传陈亮学说，喻南强四处奔波为陈亮洗冤，充分体现了师生之义。宋濂高度评价他们卫护师门之功。他书写的传记和评价被全祖望的《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完全采用。
对于唐仲友，宋濂深感惋惜。唐仲友因与朱熹交恶，遭朱熹弹劾去职，《宋史》不为立传，其为人遭误解，其学问渐寂然。宋濂特撰《唐仲友补传》一卷，赞扬他在台州的政绩：发粟赈饥，抑奸拊弱，修建浮桥，做了许多利民之事。唐仲友精通经制之学，他与吕祖谦生同时，居同郡，吕祖谦在其著作中仅提及一次。与其他浙东学人，却无任何往来。博学多识却孤行绝世，宋濂为之补传，为他正名，希望他不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自然也有宣传家乡学术的深意。
二、讲会通，助教化，文史经世
吕祖谦学术的最大特点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宋濂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处理儒释道关系上，他主张会通的原则：三教典籍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在政治教化上可以相资并用。三教并用，应以儒家为主导。朱元璋曾亲率群臣于蒋山兴国寺大兴法会，宋濂作《蒋山广荐佛会记》诵之。在描述了法会盛况后，他称赞皇上稽古定制、备极祭祀的行为是“仁之至者”，盛赞皇上之“好生之仁”与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语可赞。宋濂此记不是鼓励朱元璋佞佛的行为，而是借机以仁义诱导，希望他能通过一系列“体佛”行为扩充仁德，施行仁政。
文以载道，史以经世，已成为唐宋以后学者的共识。吕祖谦奉皇命编撰《宋文鉴》，这部书得到朱熹、叶适等人高度评价。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汇编，而且是“北宋一代之良史”，体现了吕祖谦借文存史、以文经世的理念。受此影响，宋濂充分发挥其文学和史学特长，将文史合一、文史经世的理念推向极致。入明前，宋濂自撰《浦阳人物记》二卷，记叙家乡29人。所载人物事迹，皆本自正史、地方志。他还打算分道学、忠义、孝友、政事、文学、卓行、隐逸、贞节八类作《先民传》，因为生病，未果。病稍痊愈，便为刘滂等九名婺州人立传，并附赞语。此外，他还记录了64位非婺州人士的生平。这些传记，有些后来被直接录入《元史》，那些没有被收录的也因宋濂的记载，为今天研究地方文化提供了珍贵史料。
蒙元征服南宋，江南很多世家大族的族谱在战乱中散失殆尽。战乱结束后，这些家族迫切希望认祖归宗，收族聚族，私家修谱由此兴盛。从历史的角度看，家谱犹如一部家史，记录一个家族的源流统绪，用以明昭穆、叙人伦，实际上是国史的缩影，具有国史的意义。从政治伦理功能的角度看，族谱具有明亲疏、纪行实、正彝伦、厚风俗，弘扬孝道、敦俗教化的作用。宋濂不辞辛苦地为许多家族撰写谱序，呼吁有能力的家族及时修谱，并将“道德传家”的理念注入其中。在他心目中，家家有史，就相当于家家有法，其伦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可估量。
三、修《元史》，裁礼乐，辅佐朝纲
“执经不必问青紫，但得适用皆皋夔。”宋濂提倡有用之学，即“可以治兵，可以抚民，可以兴礼乐，可以移风易俗，无所往而不当”。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朱元璋下诏修《元史》，宋濂、王袆任总裁。次年二月《元史》开局，八月书成，创下官修史书所用时间最短纪录。此后，宋濂又奉诏修《大明日历》《宝训》《大明律》等，奉旨撰写《阅江楼记》《观心亭记》《昭鉴录序》《洪武圣政记》《春秋本末序》《祖训录序》等，“他若山川、百神、朝享、律历、衣服、四夷朝贡赏赉之仪，及功臣碑碣、属国诏谕，鲜不出其手者”，可谓“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朱元璋时常与其讨论治国之道，对其文采和为人深为敬佩，尝于朝上公开说：“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为贤矣！”欲任以政事，宋濂辞谢：“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
宋濂利用各种机会劝朱元璋学习古圣王，心存德、仁、敬、勤等为政理念，亲君子远小人，推行德治。首先君主要有重民意识。士农工商，农居其二，农民是农业社会所依赖的最重要根基，但是农民又是最苦的。宋濂呼吁：“国以民为本，而民之至苦，莫甚于农。有国有家者宜思悯之、安之。”孔子有“先富后教”思想，宋濂概括为“养与教”。“养”就是让老百姓富起来。具体做法是实行均田制和轻税赋。历朝历代在初期一般都会重新丈量土地，实行均田。但到了末期，都会面临土地兼并的问题，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就会造反，改朝换代，循环不已。对此，该如何破解？宋濂提出只要禁止土地的质押和买卖，就会遏制兼并之风。百姓手中有了土地，才会安居乐业。同时还要轻租赋。元末因为赋税沉重而民生凋敝，宋濂疾呼：“在人上者其有以拯之乎！拯之莫若轻其租赋乎！”汉代国祚前后四百多年，就是因为高祖时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更为三十税一，之后虽经过汉武兴兵、王莽改制、盐铁榷酤等一系列变故，但是终整个汉世，田租始终是三十税一，所以立国较久。“教”，就是兴办教育。教什么？就是三纲五常。孔庙乃是天子立学、教化天下的地方，应当完全按古礼祭祀，陪祀和列祀都应该彝伦有序，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宋濂特意上《孔子庙堂议》，要求以古礼祀孔子，尊道统，以天子立学之法昭示天下，庶几教化可行。
宋濂擅长进谏，连朱元璋都夸他“卿可谓善陈矣”。朱元璋于开国之初屡次下诏免除各地税粮，减轻农民负担；下《农桑学校诏》，要求各地设置有司，逐年上报桑株数目、学校缘由，否则杖罚降出身，正是“养民”的体现。因为“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朱元璋静居日省归咎于自己，诏告天下直言，“许言朕过”。这些都与宋濂的不断劝谏有直接关系。
宋濂幼时家贫，无力延请名师，后刻苦自励，四方求学，终于功成名就，开有明一代之学风，是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心目中理想的人格典范。他继承婺学兼容并蓄的学术传统，坚持以儒学为主体，对其他思想采取包容、扬弃而不是简单批判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对待异质文化具有借鉴意义。无论是处乱世还是治世，他都不改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责任初衷，一旦有合适机会，便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化作具体行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当前“扛旗争先、崛起浙中”的伟大实践中，党员干部如何更好地树立服务意识，将百姓之疾苦时刻记在心中，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牢记心上，宋濂的淑世情怀和高洁人格值得学习。
作者：刘玉敏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金华日报》（2022-03-28 第12版：婺江潮理论周刊）
编辑：蒋红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