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文，出生于1939年，浙江遂昌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语文教育学导论》《语感论》等十数种专著。他教过中学，然后教大学，他热爱语文教育事业，一辈子与语文打交道，并在数十年研究中不断加深认识。1990年在对“工具论”的批判中提出“人文论”，1994年进一步提出“语感中心论”，2013年提出“语文品质”概念，从而完成了其语文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语文教育的目标是站在培养人的高度，指导学生丰富语感、提升语文品质。
在广泛学习新课标的当下，一线语文教师既要掌握新概念、新理论，同时不忘老一辈语文人的研究与嘱托。本期我们邀请曾与王尚文教授有过专业交往的三位老师，谈一谈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以及自己对教育的思考。
尚德修文，立己达人
陈智峰
在每个人的专业成长路上，往往会有一二位重要他人，更确切地说是“贵人”。王尚文先生便是我的“贵人”。
我自1995年进入浙江师范大学读书，有幸结识王尚文先生并成为先生门下弟子。那时的他还不到60岁，却已是白发苍苍。王先生个子不高，但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的能量。他上课从不需要课件，有时甚至不带讲稿——上课内容他早已了然于胸，而他的课总能深深吸引住我们。先生的课常以“对对子”开始，他出上联，让我们对下联，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兴致调动了起来。我至今仍记得一些当年对过的对联，比如“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先生这种上课方式很大程度上培养了我对楹联和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10多年前，我曾开发过一门古典诗词校本选修课程，并创建了温州市首个中学生古典诗词诗社“苍峰诗社”，带学生一起写作古典诗词，指导学生发表了200多首诗词——其实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先生教的“对对子”。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南偏远山区一所普高任教，蒙先生不弃，时常给我寄书，给我激励，促我成长。先生一直倡导把语文课程建设成语文趣味活动课程，而我也愿意在这方面不断做一些尝试。因此，每当我开展了有意思的语文实践活动，也愿意第一时间跟他分享。先生对我的实践很关注，时常鼓励我，点拨我。2007年，得知由我主编的校本教材《发现古诗之美》即将付梓，先生欣然题词：“永嘉诗歌创作源远流长，诗人辈出，成就辉煌。引导学生发现古诗之美，从而诗化心灵，写出具有时代精神的新作，这是当代语文教育的创举。”诸多肯定，令我信心倍增。2015年，当先生获悉我的“江心屿文化考察寒假作业”成果将结集出版，又欣然作序。序言中他热情洋溢地赞赏：“陈老师坚持从激发学生兴趣入手，让学生能够兴趣盎然地从事听说读写活动，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游客、作家、拍客、导游、市民等）在生活着，在行动着，从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每当先生有新著作出版，总记得送我一本，无形中对我也是一种指导和鞭策。
大学刚毕业时，先生曾建议我：“选定一位自己感兴趣的作家，或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紧抓不放，抓一辈子，读一辈子，学一辈子。”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努力践行了“主问题·关键词”阅读课型20余载。2019年，此课型相关课题结题，年届80的先生特意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诸多赞许，令我更坚定地前行。后来，课型成果接连获浙江省教研课题一等奖、温州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奖，并被推荐参评2022年全国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先生的支持密不可分。
2018年，我参评特级教师铩羽，先生特意打来电话宽慰：“特级不过只是个荣誉称号，不必太看重。再说你还那么年轻，有的是机会。”诸多点醒，引我走出阴霾。在先生的勉励下，我顺利通过了那一年的正高级教师评审，先生闻讯为我点赞：“太棒啦！实至名归，我为你感到高兴！”诸多激赏，令我感怀不已。
王先生深耕语文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出版著作10多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人文论”“语感论”“对话论”“复合论”“语文品质论”等。其中，人文论、语感论、对话论的相关理念已被写进了语文课程标准。此外，先生还主持编写教材、读本多套，其中就有被誉为当代“第一语文读本”的《新语文读本》。这些理论与实践无不体现了先生对语文教育价值的执着守护和“学术立己，教育报国”的初心，推动着语文课程向前发展，也为语文教育教学带来了许多温暖和柔软的因子，指引我们带着学生一起尽赏语文课程的“万紫千红”。钱理群教授精辟地指出：“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在语文教育理论上的重要收获之一。”
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生一生尚德修文，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可先生却十分自谦：“实际上我只是在前辈的基础上迈出了一小步而已。但自问当时为推动语文教改而努力的心是真诚的，直至年届80的今天，一直不离不弃，初心未改，这一点似乎聊可自慰。”
我会一辈子谨记并践行先生的教诲：“语文教师所能教给学生的只有自我。”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师、正高级教师）
我与先生的语文情谊
李海林
与王尚文先生相识已经快26年了。开始时是通讯联系，后来因为出版“语文教育新论”丛书在上海教育出版社见过一面，再后来我们成为浙江师范大学同事，那3年真是朝夕相处，谈笑甚欢。再后来我离开浙江到上海，至今已有17年。这17年，我与王先生相见的机会很少，算起来不过十几次吧。
我这一生其实朋友不多，王先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为什么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虽然联系少，但只要想起，心里总是很温暖，很愉悦。我知道在浙江金华那个小城，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心里总是很挂念。第二，我们偶尔见面，或者因为有事要联系一下，虽然中间可能间隔时间很长了，但只要一见面或者电话一通，那种熟悉的感觉一下就恢复了。简单几句话说完，电话就挂了，然后我会高兴好一阵。王先生声洪嗓大，精神不错，还是那种“天真小老头”的劲儿，干脆、直接、不拐弯。
我与王先生交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从我这方面来说，心里肯定有许多鲁迅在《一件小事》里所说的“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与王先生交往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隐藏这些“小心思”，因为那是白费功夫，王先生都会知道的。所以也就不费心思隐藏什么，都实话实说。当然这些实话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东西。这样，我肚子里“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王先生都看到了，这样他倒还挺能接受我的这一套，“好的”能接受，“小的”也不嫌弃。
当然，我与王先生相识相知，还是离不开语文的。我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研究》上看到王先生一篇讨论“语感”的文章，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王先生的一段话。然后王先生就按照文章后附的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我与王先生就是这样认识的。以后我们在语文教学方面多有讨论，也都能在对方的论述中找到自己想说却还没有说清楚的东西，于是相互肯定、相互赞赏。
实际上，就做学问的方法而言，我与王先生有很大不同。王先生有极好的领悟力，所以他对于语文、语文教学凭的是直抵要害的“洞察”，言简意赅。而我则凭一股蠢劲，喜欢做细密的推理；又担心别人不理解自己，层层叠架，回环往复。所以，读王先生的著作，不断有发现的欣喜，语言的快感。而读我的文字，恐怕是痛苦多于快乐，艰难多于发现。
但是，我与王先生之间的各种不同，都没有影响我们两个人惺惺相惜。现在回头看近30年的语文教学改革，客观地说，基本源于王先生以及其他一批学者共同努力所开创的新语文教学观。这种新的语文教学观，核心是建立一种动态的语文本质论和语文认识论：语文不是静态的知识体系，语文是一种言语实践过程。正因为语文是一种言语实践过程，所以它与人的生活、情感有密切的联系，与社会也有密切的联系，于是得出了关于语文的第一个命题：语文的人文性质。正因为语文是一种言语实践过程，所以语文课学习静态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大量的语文实践活动贯穿语文课堂，于是得出了语文的第二个命题：语文的实践性质。
这两个命题现在看来似乎都是常识，但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最近学校教学改革，我又重新学习新颁布的课程标准，读到语文学科时看到了不少新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课标理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近30年的“语文教育新论”中生发出来的。其中王先生的历史贡献很大，新课标里一再提出的“语感”直接来源于王先生的专题研究《语感论》，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语文任务”，也离不开王先生关于“言语实践”“言语内容”“言语形式”的论述以及关于语文本质的一些开拓性新观念、新方法。
历史总是这样，后人轻轻道来的一些概念，当年曾有过艰难的构建，现在人们的一些常识性认识，当年淹没在理论的重重迷雾中，需要前人条分缕析才得以见天日。
我觉得在现代语文教育进入新阶段时，再来谈一谈王尚文先生，是有历史意义的。所以，我写下以上的话，谨向王尚文先生致敬，并纪念我与先生的语文情谊。
（作者系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校长）
三本书，一个人
林茶居
去年4月，缘于有关苏东坡的一个书稿，我采访了王尚文老师。我知道，在王老师心里，苏东坡是青山是大河。受访中，他引用了贝多芬的话：“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其他还有什么优越的标志。”他说，“仁慈的人对弱者、苦难者具有发自心底不由自主的悲悯与同情，并且尽可能付诸实际行动”，而“苏东坡正是近一千年前的这样一个源自善良而开始觉醒的‘人’”。
我的理解，人的觉醒常常来自晴耕雨读，来自在热恋的怀抱中埋下头去，来自从苦难深处挺身而出，从而发现“新我”，拥抱“新世界”——必须强调，这个“新”并非对“旧”的否定和弃绝，而是与“旧”的相互镶嵌和共鸣。在王老师那里，为什么是“源自善良而开始觉醒”呢？或许，善良就是他思虑人生、审视教育的基本标尺；再或许，是他勘察自我、反求诸己的底层逻辑。
想起2014年11月底，我受邀参加一场教育思想研讨会。济济一堂的各领域学术大家中，有一个可爱的老头：王尚文。他在台上说话，我听，也做笔记，有时走神，信手写，一遍又一遍：王尚文，语感论……
会议间隙，我递上名片，说：“王老师，我是《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和《语感论》的受惠者。谢谢您！”王老师极为谦和，整个态度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或者说曾经的风雨已经化作月光那样节制、从容的样子，让人如沐春风。我自然不会错过约稿机会，他没有多问枝枝节节，一口答应，并表达了对我所在出版社的信任。
2016年1月，王老师的教育文集《教育如天，语文是地》如期出版。正是这本新书，让我得以与王老师“第二次握手”。
作为策划编辑，我特别把王老师的话作为封底文字：“真正的教师，不是向学生恩赐各种现成的真理，而是带领学生一起上升到能够看到洞穴的某种立场……”除了“语文观”，王老师更有自己的“教师学”，即“不仅仅以书教之，同时也是以人教之”“以自己整个人、整个心投入教学”，投入“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感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教学论”：语文教学具有“全息性”。
可是，王老师又说，这些退休以后陆陆续续写的文字，“记录了我的困惑”。王老师生于1939年，2004年退休，学校返聘5年，亦即他是于2009年满70岁时才完全退休的。人生本来是“四十不惑”，王老师为什么“七十而惑”？因为，他怀有“洞穴之感”，于人类的生命处境中扎根，不断探摸、求索。此“惑”，大智也。人的认知、思想正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困惑”和“问题”中生长、更新、丰富的。
所以，王老师不停“掘进”。他告诉我，自己常常反思当年对“语感”的命名和展开，越来越担心它与具体的课堂实践有所“隔”，“退休之后终于找到‘语文品质’这一概念，它或许可以成为消除此‘隔’的把手，因为语文品质表现于具有物质性的语言作品，有‘白纸黑字’作证，因而比较容易把握”。于是，“大夏书系”有了王老师的第二本书《语文品质谈》。实际上，此书不止于解决怎么让“语感”转化为教与学的“把手”问题，还直指当下语文世界包括媒体、广告、论著乃至教材中存在的各种“语病”和词根问题，以及课堂教学上的“非语文”“泛语文”现象，提出语文品质的4个基本要求，即清通、适切、准确、得体。
在写作、整理《语文品质谈》这部书稿的过程中，王老师同时打开了新的思路：“语文品质”垂注于实用性文本，集中在对记叙、说明、议论等日常语言方式的叩问和梳理上，尚未抵达“文学语言”；而语文学科及学生的课外阅读，文学文本是很重要的领域。由此，他紧接着切入《漫话文学语言》一书的写作。在他看来，文学语言“按照美的法则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其中的人、事、物被组织于一个新的时间、空间之中……”对于这个阐述，作为诗歌写作者，我深为认同。
2019年，《漫话文学语言》出版。王老师从来不问版税几何、印数多少。当然，每次加印我都会给他发邮件汇报下情况。今年正月期间，我打电话问候王老师。他开心，笑声很响，我也开心，似乎回应了他在《漫话文学语言》“自序”中所说，“我全然不顾写作中必然出现的疏漏和错误，就像真的回到青少年时代一样”。
三本书，一个人。仅此而已。已已不已——第四本见。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来源：《中国教师报》（2023-03-22 第08版：教师成长）
编辑：蒋红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