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浙江省出台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意见》，提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形成宋韵文化挖掘、保护、提升、研究、传承的工作体系，要着力把“宋韵文化”打造成为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金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人文底蕴深厚，于宋都南迁后成为陪都。时光历经千年，婺风传承百代，宋韵润泽千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一股围绕“婺风宋韵”的讨论热潮随之展开。
不久前，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葛永海教授主持撰写的《俗世雅意：浙风宋韵的多维审视》出版。全书统共六个章节，通过“城市之韵、通俗文艺之韵、诗文之韵、词之韵、艺术之韵、思想之韵”等不同的维度将浙风宋韵娓娓道来。这本书为浙江宋韵文化以及“婺风宋韵”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葛永海。
问：您如何理解宋韵以及宋韵之于浙江的意义？
答：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文学、艺术、哲学、教育、科学、医学、工艺等可谓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到了建都于临安的南宋时代，文化的丰富性和饱满度更臻至境。宋代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演进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严复曾有近现代中国人之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以至表达感情的方式等皆成型于这一时代的论断。
另外，汉文化中心南迁有三次大的波澜，一是“永嘉之乱”后的晋室南渡；二是唐代的“安史之乱”；三是金人南侵引起的“靖康之变”，而这第三次的“靖康之变”发生后，宋室南迁，最终促成并确立了南方的文化中心地位。换言之，正是南宋建都于临安，使得江南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产生了全国性的巨大辐射力。与此同时，南宋文化对于所在的统治中心区域——浙江的历史文化也产生极为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构筑起浙江文化的精神底色，正是在此背景下，浙江省提出“打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倡导开展“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研究，正是实现传统文化复兴的有力举措。
问：什么是浙风宋韵？
答：就所涵盖的内容而言，宋韵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上以宋韵来借指两宋文明之精华，泛指宋代所有优秀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就“宋韵文化”提出的当代情境而言，更应该是狭义的“宋韵”，特指江南化的、带有浙江属性和风格特点的宋代文化。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之称为“浙风宋韵”。这里隐含着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强调具有浙江风格和特色的宋韵文化，二是由于浙江风格与宋韵在南宋形成高度的交集，浙风宋韵的重点是南宋文化，三是“风韵”并举，突出风尚之引领，强调浙江风格的全国影响力。
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策划这本《俗世雅意》，您又是如何构思这本书的内容编排呢？这其中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答：浙风宋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
近年的相关研究大体有两种路径选择，一种为通论式，采取对宋代整体文化或者某一类型文化进行通观和概览式研究，着眼于对整个时代的全面把握，另一种是专题式，即对宋代文化的某个具体论题开展专门性研究。那么，当下的宋韵研究在通论与专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学术取径？能否兼顾通论与专论，既注重面上的铺展，又有具体点上的突破，从而形成新的学术理路？能否在有限的篇幅中传递对于宋韵文化的整体观？这本书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的一种探索，在权衡比较之后，主要选择整体立论、点面结合的论述方式，围绕宋韵文化形态开展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在内容选择上兼顾不同的文化维度，注重多维性和系统性，在通论和专论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兼顾广度与深度，全面与立体之间的关系。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宋韵文化之整体，有其内在的恒定性和统一性。在这个宋韵文化系统中，雅与俗是最为核心的一对范畴，两者的互动与转化覆盖和影响了整个宋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在市民文化的推动下，原本高高在上的士人文化逐渐摆脱精英观念，开始走向普通大众，呈现出由“雅”到“俗”的转变，而原本局限于下层社会的民间文化逐渐突破等级观念的限制，开始跻身主流文化行列，呈现出由“俗”到“雅”的转变。推动这两种文化转变的市民文化既源于士人雅文化和民间俗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属于雅、俗共体的新型文化形态。这种雅与俗的互动在宋代话本、戏曲、曲子词，以至于诗文、书画、造型艺术、哲学思想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清晰可见。因而是本书研讨最为重要的一对学术范畴。
在雅与俗的大命题之下，本书还关注宋韵文化的“情”与“理”。情与理，或者说情韵和理志之间的关系，在宋代文学艺术中的处境非常微妙，一方而，宋人标榜理学，谈诗论道以“理”为最高标准，另一方而，宋代言情的文学艺术极为发达。就言情文学而言，虽然不同于齐梁诗歌对于女性身体吟咏的热衷，但是以“义理”而言，宋人所咏亦多游离于家庭伦理之外。因此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特别是如何在理学背景下为这些游离于“义理”之外的言情文学定位，就成了宋人关心与探讨的主要问题。主理的思想也影响各类艺术表现，比如绘画艺术，宋代理学的核心范畴如本原论“理”、“气”和功夫论的“涵养”向绘画理论渗透，从而形成画论中的诸如“画理”、“画气”和注重画家人格修养等命题。理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也影响宋代绘画观念，从而形成了载道和抒情两种有别的绘画本质观。理学观物内省的思维方式和追求平和的生活旨趣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衣、食、住、行诸用器的造型和纹饰也都体现出这种平淡的趣味，如瓷器、砚台、茶盏、漆器等，大都造型简约，少有雕饰。从所见的宋代工艺美术的造型和装饰看，都显得比较平实，体现了宋人崇理尚雅尚简的美学观念。
此外，还有一对命题值得关注，那就是“南与北”。北宋末年，由“靖康之难”引发的北人南迁的移民潮，较之“永嘉之乱”、“安史之乱”规模更大，人数更多。包括了帝王宗室、百官大臣、文人学士、技艺工匠以及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大规模南下，带来了北方的典章制度、工匠技艺以及各种文化风俗等，实现了南北文化的又一次大融合。
问：您在书中循序呈现了城市空间、俗世生活以及话本、诗、词、歌舞乃至理学等多维度的浙风宋韵，这些不同的侧面给了我们观察南宋浙江的立体化视角，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呢？
答：对于宋韵文化，本书努力想探讨各类文化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尤其是想就城市化启动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整体观，即宋韵文化之传递乃是由宋代的城市变革所发起的，进而造成宋代社会的市民化、世俗化潮流，一波一波向外辐射延展，中心是话本，其次是戏曲，再次是词，再次是诗文，再次是绘画、造型等艺术形式，而以事功之学为特色的浙学作为最后的学术归结，这既是宋韵文化的思想内核，又可作为时代的精神压舱石。本书的章节设计即源于这一思考，并将这一系列的文化形态称为“宋韵冲击波”。全书进而围绕这一主线，展开了“雅与俗”，“情与理”，“南与北”等多对范畴的研讨，其中以“雅与俗”范畴最为核心。尽管已将这一逻辑努力转化为具体的章节设计，但是由于撰写时间仓促，设想之贯彻不尽彻底，部分章节对于此思想主线有所游移，最初以“宋韵冲击波”来作为本书书名的设想也就因此搁置，而取了“俗世雅意”这一较为中性的、也颇具涵括力的表述，所谓“循俗世，得雅意”是也。就本书最后的成书效果与最初的设计逻辑相较而言，似乎还处在形具到神足的中间状态。
问：在两宋时期，婺州出现了名噪一时的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融合成为我们当下所谓的“婺学”，您如何解读婺风宋韵在“浙风宋韵”中的地位呢？
答：在宋代城市化进程中，世俗化运动构成了能量巨大的动力机制，形成了城市—通俗文艺—词—诗文—艺术—思想这样一个物质文化发端、文学艺术浸染、最后以学术思想收束的层层推演的“宋韵文化冲击波”。而在宋时金华，涌现出了一大批重要的理学大家。南宋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世称东莱先生，曾邀约“鹅湖之会”，希望调和朱熹和陆九渊关于哲学思想的争执。为学主张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博采众说，熔于一炉，创立“金华学派”。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浙江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陈亮反对性命之说，主张功利之学。“谈王说霸”，倡言改革；“专言事功”，蔑视理学家的空谈心性命理，认为义利就在利欲中。此后，以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以及后来的“北山四先生”为代表的婺学也循序发展成为浙江文化大宗。
浙江事功学派重事功、讲实际，立足现实，针砭时弊，反对“抑末厚本”,主张“农商并重”,鼓励发展农业和商业，倡导轻徭薄赋，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利益的各种措施，以求实现民富而国强、国家中兴统一的目标。他们的思想主张呼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适应了南宋两浙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更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宋代儒学被称为“宋学”，作为一种新儒学，其探究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人在自然天地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视人“与天地参”的自主自觉性。所谓“内圣外王”，所谓“圣贤气象”，就是要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和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学结合起来，把道德自律与事功建业统一起来，使人人在内省修身中探索人之理，以臻于与天理合而为一，达到个人与人类社会、自然界和谐融汇的美妙境界。这从本体论上把人的伦理主体性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代表着中国哲学朝向内在心性之学的开始，由此开辟出“道通天地”的千古境界来。
【人物名片】
葛永海，浙江嵊州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浙江省“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主要从事古代小说、文学地理研究。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项目等6 项，出版《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合著)等专著，主编《浙路诗心》(浙江诗路文化读本)，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其中二十余篇分别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合著的学术成果曾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省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来源：婺城新闻网
编辑：蒋红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