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渐从紧张走向和谐。在此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紧扣社会脉动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不断回应时代之变、回答社会之问。时代之变和社会之问不仅为中国环境社会学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也为其注入了不竭的发展动力。自2012年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趋向，而这些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学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从环境问题到环境治理的议题转向
作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这也意味着，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议题既不会一成不变也存在区域国别的差异。经验表明，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韩国的环境社会学均将自己的精力聚焦于本土的环境议题并随着环境议题的演变而转移。中国亦是如此。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呈现日趋严峻的态势。草原退化、森林滥伐、能源危机、河流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废弃物处置、科技风险及其引发的生态移民、健康侵害、社会冲突、政策调整等一系列问题进入环境社会学的视野。这一时期的环境社会学以环境问题为核心，从环境问题的发生机制、社会影响、国家应对等多个角度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深刻揭示了我国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艰难抉择及其结构困境。
在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过程中，国家通过重塑发展理念、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环境政策、改革治理体制等多种措施予以积极应对。2012年以来，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仅前所未有而且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的理念和行为几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识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开始转化为切实的日常行动。相比于2012年之前，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土壤日渐稀薄。在环境政策的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下，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积极探索环境治理之道，整个中国由此进入绿色转型的加速期。以草原、林木、河流、土壤、大气、垃圾等为对象的环境治理逐渐走进环境社会学的视域中心。围绕环境治理，研究者从政经体制、社会结构、地方文化、城乡关系、区域差异、历史传统、公众意识、民间组织等多个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路径选择、实践困境或成功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从环境问题到环境治理的议题转向标志着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认知旨趣到实践旨趣的取向转变
不言而喻，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特定的价值关怀和知识旨趣。以环境正义为价值关怀的环境社会学一般存在两种知识旨趣——认知旨趣和实践旨趣。前者致力于解释“是什么”“为什么”，后者则努力回答“怎么办”。理论上，认知旨趣与实践旨趣相互依存而且不可分割；现实中，认知旨趣与实践旨趣却常常被视为二元对立。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环境社会学逐渐从侧重于对环境问题的发生学考察和病理学诊断转向侧重于对环境善治之道的学理探索和实践观察。与国外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相似，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知识旨趣亦发生显著的转变。2012年之前，我国学者主要基于认知旨趣，从环境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文本与实践等不同的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问题的构成、特征、成因和影响进行描述和解释。这些描述和解释隐含着一定的实践旨趣，但更多地停留在认知层面。
2012年以来，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不同主体积极推动或参与环境治理。环境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从环境问题转向环境治理。这一转向既是客观的时势使然，亦是学者主动回应的结果。随着环境议题的转向，环境社会学逐渐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环境善治的经验提炼、理论反思或政策建言，而不再只满足于对环境问题的描述和解释。基于实践旨趣的环境社会学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以浙江安吉、福建长汀、河北定州等地方的环境治理为个案，从历史和结构的维度分析其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和具体条件。二是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为镜鉴，从国情和民情的角度反思我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和路径选择。三是以民间组织、新闻传媒或学术项目为载体，积极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合作。此外，环境社会工作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取向转变。
从学科分立到学科对话的视野扩展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从总体上承袭了母学科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分析路径。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分析路径以社会与环境的二元分割和主客对立为前提预设。承袭母学科的环境社会学在分析环境问题的发生机制或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时，主要从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的意识和行为出发，却无法真正深入社会与环境的互动过程。随着环境问题的复杂演变和环境治理的深入推进，环境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日益凸显其内在限度。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社会生活和环境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导致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数字技术所引起的革命性变化对环境社会学的前提预设构成了有力挑战，而在其前提预设下发展出的理论范式和方法体系不可避免地遭到质疑。面对严峻的学科困境，世界各国的环境社会学界深刻意识到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科藩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长期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倾向于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或环境治理。这种倾向有益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却在客观上导致学科陷入相对封闭的状态。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单独对极具复杂性的环境问题或环境治理作出完整而有效的解释。有鉴于此，中国环境社会学大概从2012年开始积极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的创设为学科对话提供了平台。该论坛于2013年在南京首次召开并在其后每年举办一次。参与论坛的学者来自哲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与环境议题相关的自然科学。二是2021年创办的《环境社会学》集刊为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入交流提供了园地。该刊以开放的姿态欢迎一切以“环境与社会”为议题且富有创见的学术文章，而不囿于狭隘的学科边界。三是越来越多的环境社会学者有意识地跨越学科边界，积极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方法体系。通过学科对话，环境社会学的视野得以扩展。
综上所述，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新趋向既是学术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内在要求，也是二者长期互动的必然结果。在议题转向、取向转变和视野扩展的过程中，中国环境社会学更加深刻地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并从中发掘出生生不息的智慧之源。
作者：陈占江 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蒋红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