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新作为什么叫《登春台》？我想有多方面的原因。他之前有部长篇小说聚焦乡村，名为《望春风》，这部新作着眼都市，起名《登春台》，从题材到书名都有互成掎角之势。此外，该小说的四个主人公所属公司的总部位于“春台路”，当他们陆续出场，故事展开，恰如《老子》中写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也有一定的寓意。这个书名还让我想到唐代齐己《早梅》中的两句诗：“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在思想意蕴方面，《登春台》与这首诗实际上也互通款曲。

　　初读《登春台》，我有点疑惑，格非为什么要写这四个看起来不甚出彩的人物？网络时代提升了人的兴奋阈值，粗看之下，许多事都显得寡淡无奇。反复思量，我才品咂出《登春台》蕴含的当代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况味与处世哲学。这四个人物的选取别具匠心。他们的年龄、身份各异，有“90后”女孩沈辛夷，有“50后”的老者周振遐，有大西北农村来的逃亡者窦宝庆，也有历经荣辱沉浮的京城白领陈克明。由他们辐射出去的人际关系网，覆盖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与阶层，蕴藏丰富的时代生活信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承载着不同的人生使命，仔细推敲，还可见他们身上分别侧重展现了“恩怨情仇”四个字：陈克明与尹静熹之间的“一日夫妻百日恩”，蒙周振遐的“知遇之恩”；沈辛夷与母亲之间的怨怼与和解；周振遐与姚芩的忘年交与黄昏情；窦宝庆为被**的姐姐复仇及伏法。每个人身受和彻悟一个侧面，合起来就是一部当代中国的世情书。穿越纷纭的世情而趋向终极的追问，《登春台》则堪称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

　　小说的“序章”即来了一场“灵魂拷问”：“在陷入昏迷之前，周振遐仿佛听见一个遥远而庄重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地向他提问，并催促自己诚实地予以回答。”对于“死之于汝，可惧否？”周振遐毫不犹豫，答曰：“不惧。”至于“汝之一生值得否？”周振遐思量片刻，断言“值得”。整部小说讲述的，正是这种“人间值得”的思想。书中的四个主人公，各自经历了人生的磨难，或许人生在世就不可能不经风霜雨雪。但他们没有逃避，在彼此的联结与帮扶中，各自度过了危机，就像齐己《早梅》中所写的那样，草木经冬，一度枯槁，但春回大地，应律而发，依然蓬勃葱茏。这种生生不息的热情和力量，彰显了中国人顽韧的入世精神、执着的此世思想，还有某种具备中国文化特色的向死而生的哲学。

　　《登春台》的结尾写到，周振遐被抢救回来后，仍然会午夜梦醒，不时想到死亡，并且引用了托尔斯泰《忏悔录》里那个著名的比喻：人生就像悬挂在濒死的险境中，看着黑白二鼠日夜啃啮自己牵拉的枝干，从蜂巢滴入口中的蜜，也不那么甜了。在此种体验上，周振遐跟托尔斯泰相通。但问题是，托尔斯泰由此走向宗教信仰，而周振遐的解决之道，却是更深地返回尘世生活。托尔斯泰甚至把尘世的亲情和艺术都当作蛊惑他远离人生真相、阻碍他献身真道的遮蔽物，需要被当作幻象而破除。周振遐与之背道而驰，他把托尔斯泰弃若敝屣的东西更紧地拥抱入怀。在度过昏迷出院后，周振遐显得更入世，更和光同尘，更豁达大度，更情满人间。他仍然能感到死亡的阴影，但他在很多细微处变化了，不再为不成器的儿子糟心，不再抗拒女邻居的家长里短，对于曾经看不上眼的中国月季也慢慢接受，他和姚芩谋划着，要去探访魂牵梦绕的故里。

　　这就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生命意义取向，俗世即是终极。看着春雨过后顽强钻出地面的紫花地丁，周振遐想到了自己一生的夙愿：“竭尽全力去做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被忽视的人。”这里面最打动我的是前半句，哪怕是个渺小的人，也要“竭尽全力去做”。小说里贾连芳的口头禅是“生活就是拼命”，她屡败屡战，到老仍梦想东山再起。这跟穆旦的诗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也有点相通。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们，都是这样负重前行，但不作出尘之想。饶有意味的是，这四个人是因为周振遐的那场差点致死的昏迷而更紧地联系起来，也是在此事件后迎来生命的改观。他们仿佛共同经历了这场寒冬般的考验，然后像紫花地丁般复苏而“登春台”，这也是中国式的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学的写照。点化他们内心坚冰，唤醒他们灵魂新生的，不是超越性的神意，而是人间的彼此联结。

　　周振遐的公司叫“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公司创始人蒋承泽认为，“世界上那些看似没有什么瓜葛的事物，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尤其是在万物互联的大数据时代，这种关联变得更为直观。例如，从自来水公司得到的用水量变化数据上，警察就可能破获某起刑事案件。后来周振遐也领悟到了，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是“所有人”或“其他人”。尽管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与他人建立关联，不仅是藏匿着秘密的窦宝庆如此，上班的人潮中那些冷漠的白领们如此，甚至周振遐的内心也时时在应酬场合隐秘地呐喊着离去，但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所有的困境，仍然只能在与人的联结中得到解救。

　　由此，我们看到《登春台》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充满张力的作品。它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也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像周振遐既喜欢独处，又爱好坐在人潮汹涌的街头，观察陌生行人的表情，揣测他人的命运。它写了周振遐时时感到死亡的阴影，也写了蒋承泽念诵卢克莱修的名句“死亡所至，我不在彼；我之所在，死亡不至”，安然辞别人世。它张扬“竭尽全力去做”的人间本位主义，但也探讨了仰望“恩典”的超越性思想。第一次是陈克明和尹静熹之间的闲聊，讨论人生在世获得幸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尹静熹否定了“奋斗”“智慧”等选项，而归因于“老天爷的脸色”，“如果老天爷的心情不好，不让你获得幸福，那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后来在听鹂馆的读书会上，又借着薇依的思想，重申了“没有恩典，就谈不上幸福”的观点。两种说法雅俗有别，但其实内在相通，中西合璧。

　　《登春台》整体上都是这样。它有俄国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气场，开头那句“每个人降生的那一瞬间，都是极其相似的，但离场的方式各有不同”，自然有向托尔斯泰致敬的意味，小说中随处可见的长篇议论，也透露着像19世纪小说那样深刻认识世界的雄心，但它又是紧扣当下中国社会脉搏跳动的作品。它写出了在时代变迁中，世界经历复杂的重组、颠倒和置换，许多人的生命轨迹被改变，但也写出了终极问题亘古长存，因而是部穿越世情风味，抵达中国式生命哲学深处的耐读的小说。

       作者：黄江苏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蒋红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