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期，兰溪范浚（1102-1150）的“性理之学”、金华吕祖谦（1137-1181）的“性命之学”、永康陈亮（1143-1194）的“事功之学”、金华唐仲友（1136-1188）的“经制之学”，注重实事实功，强调经世致用，兼重经史，形成了以学者家乡命名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有一定学术规模的儒家学术思想体系——南宋婺学。南宋婺学诸子在婺讲学，育人传道，深刻影响、塑造了婺州地方社会，对促成“礼义修明，风俗淳美”的婺州之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宋时期，科举制度造就了大量的士人群体，加之“官多阙少”的问题愈发突出，使得大量官僚、士人长期居乡，“贤大夫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在婺州，以范浚、吕祖谦、陈亮、唐仲友及其门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士人长期居乡，共同组成了生成和传播婺学的核心群体。他们的居乡生活并非安分平淡，而是积极参与到婺州的社会教化、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当中。婺学也随着婺学诸子的社会活动下沉到地方社会当中，使本地民众，尤其是地方富户加快了士人化的进程。
宋代是一个属于典型的尚官社会，“对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朝廷十分尊重，社会也寄予厚望”，官私学都十分发达。但在南宋初期，伴随国家政治权力的一时失控，以官学为重心的国家教育机制陷入颓废与衰落，而从北宋中期就兴起的民间私学则迅速发展。南宋士大夫在各地积极开办书院，填补国家权力衰退后的空白。由此，南宋的教化重心开始从官方控制向民间社会下移，教化对象和渠道也从州县府官学士子向民间大众转化、延伸。开办学馆、书院等私学，是婺学诸子社会教化活动的主要载体。婺学诸子多以“以道业诲人”的儒师形象出现在历史场景中，范浚、吕祖谦、陈亮几乎一生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在乡办私学，开展民间教化活动。
范浚图 陈起画
有“婺学先声”之称的范浚，在兰溪香溪南山之北开设香溪书院，聚徒讲学，因书院东傍宝惠寺，又称宝惠书院。范浚门人高栴记录了乃师讲学时的盛况，“四方从游之士，必教以孝弟忠信之行，物理性命之学。自远负笈而至者，不胜枚举”。
吕祖谦图 陈起画
吕祖谦于乾道六年（1170）八月，集众会讲于金华城西的“丽泽堂”。此后吕祖谦除了往临安短暂居官外，至去世为止，前后大约十年居乡讲学大多集中于此。吕祖谦声名大噪，远近慕名而来的学者络绎不绝，叶适回忆道：“近世大儒吕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岁常数百千人。”据田浩统计，吕祖谦所教学生总数至少上千人，他称其是孝宗乾、淳年间最杰出，最受欢迎的教师。
唐仲友图 陈起画
唐仲友早年官运亨通，被朱熹弹劾后，奉祠归乡。此后“遂不出”，只在乡讲学为事，“从游尝数百人”。据明人郑柏《金华贤达传》载，唐仲友开席授徒，至多时“学者云集至四百余”。他实际招收的学生应超过这一数量，说明他在婺州颇受欢迎。
陈亮图 陈起画
陈亮于乾道八年（1172）参加礼部试失败，加之“贫日甚”，只得退居家乡永康龙窟，设立保社，“欲托于讲授以为资身之策”，以开馆教书来谋取生计。不多久“学者多归之”。他在家开馆授徒长达十余年，门生遍布金华、永康、义乌、浦江、兰溪、缙云、东阳、黄岩诸县。
除了婺学诸子外，其门人亦积极参与开馆讲学的活动。吕祖谦的门人不仅继承乃师的衣钵，亦有仿效乃师聚徒讲学并闻名于当时。金华人叶邽“受业吕成公之门”，以其得于吕祖谦者，教授后来的南宋名臣、朱子高足徐侨。金华人叶秀发“师事东莱”，著《论语讲义》以教训诸弟子，“一时钜儒皆相器重，愿与之交”。东阳赵彦稢，与弟彦秬师事东莱，其父公藻为子弟举业，在乡创友成书院，特地延聘东莱到此讲学。唐仲友弟子义乌人傅寅学识渊博，能调和唐氏与其他学者的分歧。在唐仲友逝世后，傅寅曾接受过吕祖俭的邀请，为丽泽书院的学生授课。傅寅门人傅芷，淳熙五年（1178）进士，精于经史之学，“从游之士极盛”。唐氏再传吴儒宗“通群经，精举子业，文尚理致，经其指授者，多占魁选”。
婺学诸子在婺州如火如荼的教育活动，是南宋科举制度对地方社会产生强烈影响的写照。丽泽书院能在婺州乃至整个南宋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吕氏极擅举业教学。吕祖谦不仅不排斥讲授举业，并且还编撰了大量供士人应试的科举教材。吕祖谦得到婺州本地士人和富户家族的青睐，纷纷将子弟送到东莱处问学。其门人中，婺州籍士人过半，陈傅良提到，东莱讲学，“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其所居乡诸生能自表见者为多”。有学者统计，东莱门人有明确籍贯者近166人，婺州籍者98人，占比超过六成。在吕氏的讲授调教下，其婺州门人有33人进士及第，中举率超过三成。若按吕祖谦生前十五年的教学生涯（1167-1181）来统计，其间共开科5次，婺州有39人中举，属吕祖谦门人的有9人，占到23.1%。也就是说，在这十五年间，婺州平均4个进士中就有一个是吕祖谦的门人。这样的成就，是当时其他私学无法比拟的。据李兵统计，在南宋四大书院中，以东莱门人的进士及第率最为出彩，远远高于其他三家。吕氏婺州门人中举后，大都进入仕途，其中不乏政坛显宦，治世之臣。如东阳人乔行简、葛洪都官拜宰相。义乌人毛炳、朱质亦位极人臣。无怪乎真德秀如此称赞吕祖谦：“成公所传，中原之文献，其所阐释，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绝学，有千载之功；教育英才，有数世之泽。”
婺学诸子的讲学活动虽以科举应试为主，但他们亦将此作为传播自身学术的重要途径。在当时理学家看来，以科举应试为目的的读书太过功利，颇为朱熹、张栻等知名道学人士所斥。吕祖谦亦表示“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但他清楚地知道，若办书院不讲习科举，几乎不能招到学生。朱熹就曾因只讲经学，导致“此间来学者少”，吕劝他不如“放此接之”，但为朱熹婉拒。与排斥科举教学的朱熹不同，吕祖谦认为，士大夫大可以利用科举讲授，来传播理学思想。在《左氏博议》的序言中，吕氏就曾吐露真实想法，“假课试以为媒，借逢掖以为邮”。他将举业教育视为“中介”，以其为载体，达到传播学术，扩大理学影响的目的。在其授课内容的规划中，科举时文占比并不重，更多则以经、史为纲，“一经一史为常课，而以诗文之类为余课”。美国学者包弼德就指出，吕祖谦“已经跨越了一些理学家认为不应跨越的界限”，他相信要有效地推广理学，就需要在课程中增加科举的内容。吕祖谦使用这种灵活的手段，因势利导，传播其学术思想。
吕祖谦较为重视学生的课余生活，将之视为儒学道德仪礼日用化的载体。他严格要求学生的行为举止、道德素养与待人接物。其《乾道六年规约》对学生提出了七条禁止入学要求，如不孝、犯律、游荡不检点等，并要求诸生不可传习私录讲说的文本，专注经史古籍。乾道九年（1173），他又推行《乾道九年直日须知》，申论学生若逢同窗丁忧应当如何，包括出资助葬及凭吊礼仪等。淳熙八年（1181），他又编订《宗法条目》，要求学生在课中学习礼法。这些措施大都与举业无关，而是理学家正己修身的道德实践。吕祖谦创建的丽泽书院虽“因学校科举而成之”，但更以培育极高修养的理学之士为培养目标。这些面向吕氏家族子弟及其门生的道德规范，亦影响以婺州为中心的地方士人群体。通过这一群体，吕氏“一道德”“肃风俗”的教化理想得以在婺州社会生根发芽。正是吕祖谦的教育实践，使道学大张于婺州，金华从此名士班班，逐渐成为知名的文献之邦。
在南宋婺州从事授徒讲学的士人中，以吕祖谦、唐仲友、陈亮的影响力最为显耀。他们与兰溪人徐畸（1127-1210）并称，“于时婺中之以师道兴起后进者，曰东莱，曰同甫，曰说斋，曰先生（徐畸）”。婺学诸子及其传人的授徒讲学活动，成功促成婺州社会的好学之风，对加快婺州社会士人化进程起到关键作用，为婺州能“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为小邹鲁”奠定扎实基础。通过考察婺学诸子的谋生方式、在地方教化中的作为，讨论他们的思想如何在地方社会中沉淀并发挥持续影响，如何推动金华地方社会的士人化进程，构成讨论婺学与地方社会互动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作者：赵瑶丹 夏悦。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中心、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婺学（金华学派）研究基地】
来源：潮新闻
编辑：武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