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是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历史地图编绘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实，《地图集》编绘历时三十余年，几经跌宕，其编绘过程同样值得深入发掘。浙江武义悦园博物馆收藏有1962年谭其骧、吴晗关于《地图集》讨论的往来信札三通，为《吴晗全集》《谭其骧全集》失收，相关著作亦未披露，对了解《地图集》前期的编绘细节有着重要价值。

谭其骧致吴晗的主要内容：

研究室情况非一言可尽。……自上月初以来，已按新规定有十三人全力搞图，但思想问题则无法解决。此外则工作缺乏制度与科学管理，对质量与速度亦有不小影响，关键则在无人负责，曾屡次向学校要一专职人员，迄无结果。至于弟个人则头绪越来越多，业务工作即有上课、杨图、《辞海》三大任务，其他系行政、党派、社会工作犹不在内。天天搞到后半夜一两点才睡觉，结果仍样样搞不好。屡次向领导反映，领导亦无如之何。本学期安排下来只能每星期一天搞图，而实际并一天亦不能保证。……前接刘宗弼同志函，知底图今年又搞不出来，将延迟一年。前又曾言及底图与作者草图完成后，编稿清绘工作需要三年方能完成，则出版期最早不得早于一九六七年矣。真急煞人。专此致敬

案：1954年11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受毛泽东同志之命，组织成立“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即信中所称的“杨图委员会”），并决定调复旦谭其骧主持改绘杨图。次年2月，谭赴京受命。借调一年期满，图未做好，复旦校方急催谭回校。经双方协商，最后同意谭回沪绘制。1957年初，改编杨图工作转移到上海。从谭的去函来看，其回复旦后，教学、行政及参编《辞海》等工作甚为繁忙，且相应的设施、人员等条件未能及时跟上，绘图进度缓慢。

吴晗回函的主要内容：

上海情况，此间略有所知。……工作报告中所举办法五项，都切实可行，贯彻下去，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根本问题，仍未能解决。

一、杨图工作人员很可能为别的工作分心，和工作环节的配合可能脱节，发生窝工现象。

二、更主要的是作为负审稿全责的你，在上海工作过忙，所计划与杨图工作的时间，不可能有保证。

我们意见：

一、把杨图工作移至北京，资料、时间都可得到充分保证。二、商请复旦，妥善安排你的教学时间，每年到北京来四个月（一次四个月，或两次两个月，看情况由你决定）以全部时间投入审稿。这样，既可保证复旦教学工作，也可保证杨图的质量和进度。

三、记住工作必须有完整的科学的资料，欠缺、凌乱的都应返工重做。

四、底图不再更改。

五、杨图委员会明确分工：关于历史地理的编稿部分，即学术部分，由你负全责；制图，把第一部分科学地反映在地图上，由测绘总局负责；政治部分，边疆和民族有关的问题由杨图委员会负责。

六、要求明年四月如期交稿，由你挑选若干幅，先行印出，送各方面审查，分期出图，以便鼓励士气，提高质量。

七、在寒假中适当时期，杨图会在上海开会，讨论上列问题（尹达、白敏同志一定可以来，我争取来，但因我的工作性质不同，也可能来不了。）

以上问题，都和西光同志谈过，他表示赞同。

案：吴晗收信后很快回函，督促谭其骧在安排教学事务后，每年花一定时间到北京审稿，以加快地图的绘制出版，并提出分期出图的建议。信中所称“底图不再更改”，是指杨图委员会及国家测绘总局关于改绘所用的底图意见不一，谭其骧对地图出版社多次提供的底图亦不太满意。由于意见不一，底图不断更换。直到后来，才最终采用当时正在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的编稿作为基本资料，并针对杨图的特定需要，设计了1:250万、1:400万、1:1000万三种比例尺全国大拼版底图。从此信来看，吴晗此时已同意底图不再更换。

谭其骧再次复函的主要内容：

旬前杨西光同志专为此事约弟面谈了一次。他决定采取下列措施，藉以解决当前矛盾：

一、寒假后将历史地理专业二年级学生并入历史专业，如此则明年暑假后弟可有一年无教学任务，届时《辞海》工作已结束，再免除系主任工作一年，即可专力于图。

二、设法加聘地理教师，改变教学计划，增加地理课程，尽量减缩历史地理课程，如此则青年教师在三四年内即无须备课，亦可全力于图。

三、调专职人员担任研究室科学管理与行政管理工作，克服过去工作中混乱现象，加强工作效率。

四、校外如有历史地理方面熟悉人员，可以无须经过学习即能参加画图者，只要原单位肯放，学校可设法调来。

此外，他又指出今后不仅底图不能再变，即对图的内容与科学质量的要求，亦不能再有所扩大提高，应在此次会议上明确规定。至于“编稿”开始后的工作地点问题，可以在会上从长计议，并表示会议若在上海召开，届时他愿意出席。

这几天研究室正在拟订今后全部工作，及明年第二季度完成明代图幅的计划，准备向杨图会议提出。初步估计，全部图稿约须于一九六五年完成。

关于确定图幅内容与科学质量，确有十分必要，因以前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在编绘过程中，发现问题不少，尤其是民族分布究应如何填绘，委实难以解决。但要在这些方面有所更动或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会议自应有云大、民族学院等参加。再者，一年多来，他们的进度如何？已成图稿究竟是否符合统一体例与规格？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因此，我们建议杨图委员会考虑一下开会时是否可以邀请这些协作单位也派人来参加？

案：此信写于1962年12月29日，谭其骧在信中重申了此前绘图中的分歧及困惑，提议云南大学等单位参与。这些主张后来基本得到了落实。

三通信中均提及的“寒假杨图会议”，是指1963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历代舆地图》工作会议。会议对前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杨图的诸多问题，如“没有表示各民族的分布，只是汉族发展史图；没有边疆图，只有中央王朝图”等，因此决定增加图幅，整本地图集予以新编。这些问题，不少已在此信中有所体现。

三通书信虽是《地图集》编绘过程中的浮光掠影，但也反映了一些重要信息，既补充了《地图集》编绘早期的一些细节，也见证了吴、谭二人的气度和精神。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尽可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障碍和困难，并对实际负责人谭其骧充分信任；而谭其骧在教学、行政、其他干扰等多重困难下，仍坚持科学求是的学术原则、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值得今日学人敬仰和师法。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