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溪范浚被尊为“婺学开宗”，其思想是婺州地方学术思想体系演变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范浚的经世与性理之学虽不如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的思想影响广泛，但其兼重道德实践与事功追求，兼治经史，同样展现了婺州学术的独特风格。随着元明清婺州后学的推崇，范浚思想得以发扬，其在婺学谱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一、　范浚“婺学开宗”地位的确立

范浚卒后，除门人和其侄范端臣外，南宋时期谈及范浚学术的只有朱熹、吕祖谦、魏了翁等人。至元代，婺州后学在地方文化谱系构建中对范浚的关注较少，甚少谈及理学思想。吴师道重辑范浚文集，评价其气节与文采道：“先生当绍兴中，举贤良方正，以秦桧当国不起，大节伟矣！其学多本于经，贯穿精核，诸文皆崭绝矫健，凿然明整，卓然名家。乡先生有集，盖自先生始也。”吴师道盛赞范浚诗文，却对其理学一笔掠过，重心在品节、文章两者。王袆《宋景濂文集序》将范浚与时少章并列，“而香溪范氏、所性时氏，先后又间出，皆博极乎经史，为文温润缜练，复自成一家之言”，称赞二人博通经史、文章精妙。可见，元代婺州文人主要将范浚视为婺学中以文章、经史见长的学者，其理学贡献未被充分认识。

明初，胡翰对范浚《心箴》有寥寥评价，称其为“特立有志之士”。直至成化十五年（1479），兰溪县令唐韶重刊范浚文集，并请章懋作序，范浚才逐渐受到重视。章懋在序文中评价了范浚在婺学中的独特地位，“独念吾乡圣贤之学，前此未之闻也。而濬其源者，自先生始”，梳理从范浚到许谦的传承谱系。范浚成为婺学的“濬其源者”，其理学次序提升至吕祖谦之前。弘治年间，同乡童品更是盛赞范浚开创了东南心学传统，“东南知有圣贤心学，实自先生始”，大有将范浚纳入全国理学道统的意图，进一步抬升了范浚理学的影响。到万历时期，范浚完成了从“儒林”到“道学”的身份转变，在万历《兰溪县志》中居兰溪道学之首。在外域人编纂的人物传记中，其被列入《理学传》，甚至还出现“世人所知者《心箴》而已，不知浚之深于诗也”的境况，其诗名反被《心箴》的盛名所掩。明中后期这种范浚的文学被遗忘而其理学受推崇的现象，与元代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对范浚的推崇主要集中于对其理学思想的宣扬，确立在婺学传承谱系中的地位。

在清代，最早表彰范浚理学的是康熙年间的张祖年。张祖年将范浚的“香溪之学”定位为“儒家正学”，认为其“造诣伯仲东莱”，并指出“婺学虽盛于吕祖谦，然溯其源头，实始于范浚”。张祖年还编纂了《婺学志》，宣称八婺理学源出范浚、吕祖谦、朱熹、张栻等人。张祖年标举范浚为婺学之源的观点，引起了后学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同。范浚与婺学的关系愈加紧密，其“开创婺学”的说法也日益盛行。乾隆十九年（1754），浙江督学使雷鋐视学兰溪时，亲题“婺学开宗”匾额悬于范香溪祠。姜炳璋进一步阐释，“由此可见婺学之道统始于范先生，既是婺学之开端，亦为浙学之肇始”，“婺学开宗”之名广为流传。杭世骏在为重修范香溪祠作记时，也秉承前说，称赞范浚得孟子真传，开创金华学术传统。清末胡凤丹在刊刻《香溪集》时，更在序言中称范浚为“婺学初祖”，并特别强调“其文章著述，实为次要”，进一步凸显了范浚的理学宗师地位。

由南宋至清，范浚的个人形象历经了数次变化。朱熹十分赏识其《心箴》一文，吕祖谦却以为并无奇特；元人将范浚视为以文章、经史见长的学者，其在婺学传承谱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而在明清时期，范浚思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不断拔高，范浚最终被尊为“婺学开宗”。

二、《心箴》的传播

由于居乡未仕、早逝、家刻文集流传不广等原因，范浚在宋时影响一般，但其所作《心箴》却成为例外，此文为朱熹所表彰，并载入《孟子集注》。宋元以后，随着理学成为官学正统，《心箴》不仅为世儒所知重，更受到天子礼赞，成为范浚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传承不绝的重要载体。《心箴》是范浚心性论的重要论述，讨论了天地与人的关系、“心”在人身上的主体地位以及“心”与“物”的关系。在茫茫无垠的天地之间，“人”微不足道，却能与天地并称“三才”，在于独具灵明的“心”。万物皆“心为形役”，而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在于人心能守“诚”，守“诚”之道在于能时时刻刻“敬”，并通过克己存“诚”实现“以心役形”的境界。范浚的心性论本于孟子“心之官则思”一说，而近于二程伊洛之学，故朱熹置其于《孟子集注》相应章节，以阐发之。

元代胡炳文对《心箴》作注，阐明此文“能先立乎其大者，则此心卓然能为耳目之君，而从其大体，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者也”，认为通过修养可使心性超然成为感官之主宰。至明代，思想家焦竑不仅表彰《心箴》，更高度评价《性论》二篇，“其见地超然，殆宋儒所仅见者，特为表而出之”。随着理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范浚《心箴》也传入了儒学氛围浓厚的朝鲜，为朝鲜李朝的儒生所接受。禹汝楙作《洪范羽翼》，在解“五事”之“五曰思”中，就引用了范浚《心箴》。

在《心箴》的传承中，最关键的一环当属明世宗表彰《心箴》并御制注文。明嘉靖六年（1527）冬，直经筵顾鼎臣为明世宗进讲范浚《心箴》，其阐述精辟透彻，世宗大感兴趣，连日研思，以为“甚为正心之助”，遂亲自注释《心箴》，赐予内阁辅臣杨一清、谢迁、张璁、翟銮等阅览。后世宗又为宋儒程颐视、听、言、动《四箴》作注。张璁等人上奏建议将御注《四箴》《心箴》及世宗先前所作《敬一箴》刻石，并颁行于世，世宗嘉允之。嘉靖七年（1528）二月，明廷正式将其御注的“视、听、言、动、心”五箴及《敬一箴》合为六篇，以统一的格式摹刻成碑，颁行天下，竖立于京师翰林院后堂，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学宫。御注碑刻的全国颁行，不仅是为了逢迎圣意、塑造明君贤臣的形象，更深层的用意在于通过“服膺圣训”的号召，确立皇权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绝对权威。这一举措使帝王身兼政统与道统，强化其对天下士人的思想引领作用。

三、范浚在婺学衍变中的地位　　　　　　　　

宋元时期，婺州人才辈出，素有“小邹鲁”之美誉。元明鼎革及洪武开国时期，金华士人在朝廷文臣中占据重要地位，所谓“文学之士彬彬然为朝廷出者，金华之君子居多”。然而盛极而衰，婺学逐渐呈现出“流而为文”的迹象，加之明初对婺州文人的猜忌与迫害，婺学后学殆尽，学术一蹶不振。经此浩劫，婺学人才凋零，其社会影响力大不如前。后世婺人扼腕叹息，深以为憾，“前修既没，徽音莫嗣，衰微不振者于兹百年。山川如故，风气不殊，何古今人不相及耶？”

明清以来对范浚在婺学谱系中地位的抬升亦与婺学的复兴有关。为振兴乡学，明清金华士人开展了复兴婺学的运动，兰溪章懋便是当时的运动领袖之一。他一方面以金华朱学传人自居，恪守程朱理学，门人称其“将欲起婺学数百年后，会北山、鲁斋、仁山、白云之派，以上接东莱、晦庵之传”；另一方面则大力表彰事迹，勉励后学既要传承道学精髓，又须继承婺学的经世文章之学。在章懋倡导下，金华士人与地方官员持续开展道学复兴运动。他们通过表彰先贤来确立地方学术传统，藉此重建地方文化认同。正是在此背景下，章懋极力推崇范浚理学，构建以范浚为源的婺学谱系。章懋在《题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后》指出：“今当道学不传之余，而唐君复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于吾党之士者不浅，岂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传也耶？不然，何其閟于前而显于今耶？诵其诗，读其书，而遐想其人于数百年之上，能无奋然而兴起者耶？”乡人见先贤受尊崇而心生向往，自然效法其道德文章，如此代代相传，或可“复宋时之盛而天启之乎”。

自章懋之后，婺学衰微更甚，未闻有大学者，学术荒废已久。这种境况令金华士人复兴婺学之心更为迫切。清初张祖年推尊范浚为婺学源头，亦出于对范浚之学隐没的担心，而他构建婺学谱系，也在于激励后学承续学问，“毋为断港绝河，庶几无江河日下之叹”。面对婺学式微的困境，明清金华士人通过梳理连贯的学术谱系来自我鞭策，力图重振学统。而范浚因得朱熹赏识，又早于朱、吕二人，自然被塑造为开婺学之风者，以此为金华乡学复兴之标杆。

范浚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婺学衍变中的影响逐步扩大。从南宋的初露锋芒，到元代的被忽视，再到明清时期的被重新发现并尊为“婺学开宗”，范浚的学术地位经历了显著的起伏。其《心箴》一文更是成为范浚理学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在后世学者中广为流传，还为明世宗表彰并御制注文，成为皇权在文化领域的重要展示。

面对明清以来婺学的衰微，金华士人持续地推动婺学复兴，通过追溯和推崇范浚的学术思想，构建连贯的婺学谱系，力图重振婺学。范浚之学不仅代表了婺州学术的独特风格，更成为了激励后学、传承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持续滋养婺州文化。

【作者：赵瑶丹 蒋翠萍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中心、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婺学（金华学派）研究基地】

来源：潮新闻

编辑：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