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日报》6月26日报道（本报记者金璐 文 时宽兵 摄） 苏童来了！伴随这句话而来的居然是一句“苏童是谁？”让人有些莫名惊诧：难道苏童离开风口浪尖已经这么多年了吗？6月23日晚，当浙师大“尖峰论坛”的组织者介绍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妻妾成群》、改编为《大鸿米店》的《米》，台下那群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学生们都波澜不惊，直到说到《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妇女生活》），台下才一阵骚动，学生们一声他乡遇故知的“噢！”到底还是沾了章子怡的光。
台上的苏童理着平头，神情淡淡的，40来岁的样子，年轻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以至于他开讲前坐在观众席第一排，边上的学生都不认得他，直到他走上台，才引来一阵惊呼：“他就是苏童？！”苏童自己也说，出名太早不是好事，《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的时候他才28岁，当时有人谈论苏童：“听说南京有个专写民国和古代故事的苏童？”“是啊，那是个已故老作家！”他听说后，哭笑不得。
■“张艺谋把枝丫砍光了，挂了一树红灯笼。”
因《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出名的苏童，注定要谈这部电影与其改编原本《妻妾成群》。与很多人的猜想相反，这部被认为是苏童代表作的小说，却是他无心插柳之作。
苏童26岁时混迹于当时颇为红火的“先锋派”作家中，与余华、格非、马原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但他觉得自己天性不喜欢群居生活，会下意识地“逃跑”，最简单的就是在写作题材上选择了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领域。有一次，他写了一个传统大家庭里、封建社会阴影下人与人关系的故事，这就是《妻妾成群》。写完之后，苏童并没有觉得它在自己所有作品中有什么标杆意义，直到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上映。
有人问苏童，《大红灯笼高高挂》与《妻妾成群》从场景到故事都改变颇多，留下的似乎只有主干，它算不算是表达了苏童原作的意思呢？苏童一笑，回答：“张艺谋一定表达了他想表达的东西。”苏童说，这么多年来他看了很多遍这部电影，刚开始是自己主动去看，到后来则是“被迫”看。看到后来，立场越来越客观，“一开始，我说自己和电影之间是亲戚关系，后来觉得只能是一门远亲，再看下去，那关系就更加疏远了，甚至可以说是藕断丝连。如果小说是一棵树，张艺谋就是把这棵树剁去了所有枝丫，留根杆子，然后挂上了许多非常漂亮的红灯笼。”但对这部电影本身，苏童十分欣赏，他提醒观众：《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中国第一部大胆地把整个电影封闭在一个环境里，以此讲述一种全封闭的家庭关系的电影，它开辟了新的电影表述方法。导演有这样的自信，令人钦佩，苏童说：“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成名后，我有了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
苏童谈到自己的成名时，用了一种调侃的口吻。他说张艺谋整天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巩俐也不好找，许多记者和评论家就逮住他这个成天待在南京一幢老房子里的原作者了。那时候他没有电话，就给人留了居民区里的公用电话，要是有人找，看电话的老阿婆就会远远地冲着他家大喊一声：“苏童！”许多记者跑来采访、许多文人请他吃饭、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敲开他的门与他谈文学。过着“貌似名人”的生活，没感觉到压力，但感觉到了个人空间无限缩小，个人时间再也无法掌控。他对这世界感恩，同时因为见到身边许多朋友比他写作水平更高、更勤奋、更有才气，却依旧过着默默无闻的清贫生活，他因此有着莫名其妙的负罪感。
这种“负罪感”到了什么地步？苏童举了个很荒诞的例子。有一天他家来了个自称诗人的陌生人，开口就向他借20元钱，遭拒绝后撂下一句：“亏你还是个小说家呢！”然后非常愤怒地走了。这事让苏童内疚了十几天，翻来覆去地想，要是那人因没借到钱回不了家怎么办？自己作为一个日子还过得去的作家不帮人是不是太过分了？若不是后来知道这人在一天内借遍了南京城所有知名作家，还借到了好多个20元钱，他可能到现在都无法释怀。
这种“负罪感”给苏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分秒必争地勤奋。他说这种勤奋来源于恐惧，急迫地想从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中，为自己的写作抢回一些时间。他用所有自己能够利用的时间来写作，进入状态快得让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苏童的名作《米》、《红粉》、《我的帝王生涯》都创作于这一时期。
■“我的名气要是再小一些就更好了。”
即使《大红灯笼高高挂》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苏童到今天还是个颇受称道的作家，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成功给人带来的好处都是类似的，名气、利益、虚荣心得到满足等等；而其坏处，却会因个人性格不同而相差很大。”苏童套用托尔斯泰的话，给成名人物的生活下了个定义。
苏童说自己是希望成为名人的，但是，不能太大。他直言自己对利的需求不高，有肉吃就已经是很好的生活，混迹于市井让他觉得很舒服。他所需要的名声，是足以能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传递到读者眼前。“年轻的时候想的是有三五千读者就很好了，不论是穷乡僻壤还是烛火前面，有三五千人在看我写的东西，很不错。现在胃口大了点，三五万读者，有这么多人看我的书，就已经足够了。我所需要的名气就是这么多，比现在要是再小一些就更好了。”苏童说得很有趣、很淡泊。
苏童在享受的，是写作本身带给他的乐趣。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写作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欲望。到后来，经历了思维的困境，他开始找到了写作的意义：对于社会，一部好的小说就是一部私人的民族史；对于个人，写作是一个轻而易举得到的“精神上的合作伙伴”，使人滋生出无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