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2011年8月26日讯（记者 童桦 实习生 何方圆）10年前，刘心武编撰的《课外语文》系列拉开了现代语文课外读物发展的帷幕；10年后，在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以广西人民出版社的《民国小学生作文》和再版的“老课本”系列这两套丛书为代表的怀旧语文课外读物，风头正劲。今天，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又新推《新课外语文》系列丛书，热销10年的老牌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也爆出了最新的销售数字——近2000万册，再算上颇受读者青睐的《儿童文学分级读本》，语文课外读物的热潮终于到来。

　　但此情此景对推行多年的语文教学改革来说，实为尴尬。因为读者想要借此表达的，是如何学好语文的疑惑，和对当下语文教育的无奈。

　　诸葛亮与孔明，孰对孰错？作文格式，真要三段论吗？文章解读，非得加个“这说明了什么”吗？这些问题，不仅盘旋于各位专家、学者脑中，同样在语文教师的心中不断思辨。

　　今天，我们约访多位文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想借他们的回忆，来听听语文和人的故事；想借他们的眼睛，来看看当下语文教学的点点滴滴。

大教授的小实验

　　“语文教育的任务，是要通过‘立言’来‘立人’，语文的活动，如‘听’、‘说’、‘读’、‘写’，它其实是人的一种生命的运动。”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是这样理解语文的，也是依此行动的。

　　那是在1999年，60岁的钱理群唤来了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尚文和方卫平两位教授，以及同校的曹文轩教授等多位专家。“我年纪大了，但我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能为学生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能不能编一套语文读本？”

　　这番坦言，打动了在座的10余位专家。他们为此放下手头的工作，在随后的几年中全身心扑在了《新语文读本》的编撰工作中。“那几年，这套书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2001年3月，《新语文读本》初中卷正式面世，同年销售8.5万套；2002年，《新语文读本·小学卷》新鲜出炉，没几天便征订出3万套；2006年，全面修订后的《新语文读本》有了小学、初中、高中三卷共24册，收录了世界上近50个国家约2000篇经典文章。迄今，《新语文读本》的足迹遍布全国，并推出了四川版、陕西版、山西版等5个地方版本。

　　艾青、巴金、萧红，这一个个名字，便随着丛书的10年热销，走进了每一代、每一个孩子的心中。那一篇篇原汁原味的经典文章，让家长和学生们感受到了无拘无束的阅读**以及文字带来的惬意与享乐。这背后，凝结的是编辑们的无穷心血。

　　“丛书中与德国文学相关的文章不过寥寥几篇，可我们是请全国最权威的德国文学研究专家领着大批研究生按书目读原著，看哪一篇、哪一段对学生会有什么影响，再根据这些读书笔记初选、筛选、讨论后才决定哪些篇、章可以入选。”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石立民对此记忆犹深，“仅《新语文读本》初中卷、高中卷的527篇选文背后，就是4000篇工作选目与20000多本原著！”

　　“说得夸张点，这套书是每一位编辑以搏命的状态做出来的，就像钱理群教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在凌晨2点给编辑打电话商量文章。”浙江师范大学方卫平教授回忆道，浙师大当时有10多位师生参与编辑小学卷的过程，每一篇文章只要有一人否决，便立刻下马。“即便是主编王尚文教授所喜欢的，也不见得会得到大家的一致首肯，哪怕他再心痛。而对于入选的作家，比如马克·吐温、莎士比亚等，我们会地毯式地诵读他的作品全本，直到找出大家都满意的篇章，每一位编辑都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来挑选。”

　　在当时，没有一位编辑能够想像到这套丛书能够10年如一日地热销，以至于时至今日仍能登上各大网络书城的畅销榜前10。但如果细细翻看这套丛书，我们定会发现：原来，这套丛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这些大教授们在学生语文教学上的一项项小实验。

　　“只有喜欢语文，喜欢美文，喜欢文学，才能领略到文字的魅力，也才有可能自己写出准确生动的文字来。”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该丛书编者之一的赵长天一语点破小实验的本质，“我们当时只想种下兴趣的种子，看看10年后，学生和语文之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所幸的是，当今的学生已经开始反思，并追寻起语文的本义。

　　小实验，成功了。

远离作文的写作

　　尽管随着语文课外读物的兴起，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但在以高考为最终目的的大环境里，他们还是显得彷徨。对抗语文，对抗作文，无处不在。

　　对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孙建江来说，以《我和妈妈的粥》一文获得过“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的女儿孙雪晴，一直是在用真情实感写文章。

　　“女儿数学不行，写文章倒是飞速，往往是其他作业都做完了，还剩着一大堆数学题挠头。”谈及女儿与语文间的故事，孙建江呵呵直笑，“我对子女不是太功利，就按照她的愿望来吧。”

　　记得在孙雪晴小学5年级的时候，她瞒着爸爸偷偷地将沈石溪20万字的小说《混血豺王》看完了。“20万字啊，你看得懂吗？看得下来吗？”对女儿表现出来的阅读能力，孙建江感到十分惊讶。

　　“写得挺好的，我都看懂了。”女儿直截了当的回答，倒是让他产生许多想法。“你看，我可不敢压迫她的语文爱好。”从此，女儿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家中的书房里。孙建江则在一旁给予引导。

　　孙雪晴在高中时，已经展露出写作天赋，比如她的《温暖等待》和《游戏》两本书，就在《读者》和《青年文摘》上进行连载。不过，这一切在语文老师眼中，显然不是那么有趣了。

　　“你女儿的作文根本不行，这样写，高考肯定不及格，大学不要想了。”语文老师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作文是需要三段式的，包括审题和立意，你女儿的文章，中心思想太散了。”

　　孙建江打退堂鼓了，他要求女儿无论如何要学会“套路式”文章，至少得通过高考。“还好她接受这样的训练时间比较短，考***戏剧学院后就又扭了回来，现在都已经在写剧本了。”孙建江觉得，写作和写作文毫不相同，后者是体制作文，而前者注重的是真情实感。直到现在，他仍鼓励女儿成为这样的作者。

　　而作为《萌芽》的主编，并一手打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赵长天，在采访中面对教育儿子如何学习语文的询问时，他连连摇头说：“我对那多可没怎么教过，因为不辅导还好，一辅导，他的语文成绩就直线下跌。”

　　这并不是笑话。每当赵长天准备辅导儿子写作的时候，那多就会苦着脸问他，“爸爸，那你告诉我，作文该怎么写？”他往往会被这句话噎得哑口无言。

　　“现在的语文教育是为考试而存在的，我不能强迫教育。”

　　好在赵长天的家中有8个书柜，满满当当。儿子那多从小时候起，就喜欢趴在里面看书。“他还以为每户人家都有这么多书，直到长大后才知道家家都不一样。”看着那多一天天地成熟，并走上悬疑作家的道路，赵长天颇感欣慰，“我觉得他现在的文字感觉，就是从小时候看的金庸、古龙、梁羽生那儿学来的。”

　　现在的那多，在写每一本书前，都会上网搜集线索、邀约专家进行访谈。这些都源自于小时候培养出的习惯。“孩子学习语文，不是为了要当作家，而是要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因为文字是一个人修养的基础，人性、道德、情感都建于其上，这些东西是无法用分数来衡量的。”赵长天对此不无惋惜,“你看，现在的语文就是量化了。”

校园语文的尴尬

　　“有的时候看到新出的这一类书，自己会先买回来研究。”对于有着数十年教龄的小学语文老师王爱萍来说，众多语文课外读物的出现，让她“多跑了几趟书店”。

　　她的生活，是以“学年”为时间单位的。每送走一届学生，不多久又会迎来另一批孩子。新入学的孩子们首先接触的便是统一的语文课本，还有老师布置的诸如抄写生字、默写课文的作业。

　　“如果学生能将‘新课标’的内容完成，我还是会鼓励他们去读一些课外读物的，但这只限于成绩好的学生。”王爱萍坦言，“如果是接受程度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完成课程规定内的作业还是他们首要的任务。”

　　语文教学的界限就在无形之中分开了。

　　“没办法，程度稍微高一点的孩子的理解能力相对比较强，会仔细地去看好的文章，甚至在写作中仿照它的写法。”王爱萍分析说，可能理解能力相对不足的孩子，看课外读物“走马观花”的居多。

　　同样的一本教材，却将学生如数分层。语文教育改革，就在这样的尴尬中步步推行，如何让学生尽快掌握考试的知识点以及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则成为语文老师肩上沉重的职责。而作为量化标准之一的语文成绩，在班级中的两极化现象也是越来越明显。

　　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当大家都在说现在的语文教学功利化严重，且家长也在有意给孩子释放压力的情况下，仍有许多学生表示，他们并不会选择此类课外读物。“读书压力大，时间不够用，看这些书不能短时间内出成绩，还不如看《高考作文大全》这些书来得快。”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家长理解的大多是分数，但成绩是一时的，语文考95分和100分，从孩子的知识吸收来看并没有本质区别。”赵长天认为，形成这种尴尬的主要原因仍是大环境的影响，而要想有改变，首先得调整自己的心态，“家长要做个开明的人，孩子进入社会，比拼的是悟性和文化修养。”

　　“语文不能一个个字眼抠出来断章取义，它的美在于多种词汇的融合后所产生的那种无法说出却又能意会的感受。”方卫平举例说，曾经有一篇1200字的美国文章，日本的教材全文刊登，但在中国的教材里，却被砍得只剩下几百字，“学生不会喜欢干巴巴的语文，毛茸茸的语文才是最可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