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骆金伟发来他的最新书稿《吴越具美》，其中对于五代吴越国的历史勾稽颇深，内容丰富，笔者近年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研究，对于杭州文化一直颇为关注，因为临安一直以来都是杭州的重要组成部分，读后有些感触，也愿意借此机会谈谈对于杭州文化之精神特质的理解。
杭州建城历史悠久，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设立会稽郡。钱唐县是西汉会稽郡统辖二十六县之一。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改设杭州，“杭州”一名由此出现。五代是杭州繁荣的准备期，如欧阳修在《有美堂记》所写：“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正是经过了五代吴越国治理的重要铺垫，到了南宋，杭州才得以进入鼎盛时期。
若对杭州的历史文化加以总结提炼，就文化形态而言，是雅与俗的互化；就历史变迁而言，是古与今的统一；就艺术格调而言，是真与幻的和谐；就精神特质而言，则是温与刚的融合。
宋元时期，杭州出现了江南最具特色的市民文化，它不仅成为杭州城市的耀眼标记，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繁华缩影。杭州市民文化的最大特征即雅俗共体。宋代以来，由于生产力迅速提高，城市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美国学者施坚雅所说的 “中世纪城市革命”，由于城市的结构与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商品流通，街市繁华，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文化繁荣。宋元时的杭州西湖成为最热闹、最繁华的去处之一。《武林旧事》卷三：“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 ‘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在杭州城内外，勾栏瓦舍之中，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等，百戏荟萃，异彩纷呈。
杭州的大雅同样有目共睹。唐宋以来,文人雅士在杭州留下无以计数的诗、词、书、画、篆刻等文学艺术作品，许多成为千古绝唱。文人都将西湖视作人间至境，无论是唐之白居易，还是宋之林逋、苏东坡、杨万里，元之杨维桢等，都将自己视为西湖知己，流连忘返。北宋初年的林和靖秉性孤高，为人恬淡，甘于清贫。40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由此为西湖留下了一段关于“梅妻鹤子”的隐逸传奇。
概括而言，杭州雅俗文化是有“山头”的。杭州俗文化以西湖东南的吴山为代表。吴山是民俗荟萃的大舞台。历史形成的吴山庙会、风味饮食等是杭州俗文化的集中反映。杭州雅文化显然以西湖北面的孤山为代表。白居易诗云：“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今日之孤山既是风景胜地，又是文物荟萃之处，南麓有文澜阁，山顶西部有西泠印社，东北坡有纪念林和靖的放鹤亭等。亭外广植梅花，为西湖赏梅胜地。孤山较多地集中了雅文化的精品。
若说杭州市民文化的最大特点是雅与俗的互化，那么从城市文化品格之不同维度出发，可以有不同的阐释。就历史文化之维而言，是古与今的统一。杭州文化从古到今，在雅与俗的文化空间中自由穿梭，从对历史人物丰伟功业、飘逸气度的追怀，到现世红尘碌碌人生的记录。杭州的许多景观都见证着历史、述说着历史。就艺术格调之维而言，是真与幻的和谐。杭州的真实和幻美或者说杭州的现实与浪漫，体现在历史文化中，形成了对杭州雅与俗的某种呼应，那些历史意象有时亲切可感，有时又遥不可及。
就精神特质之维而言，则是温与刚的融合。杭州文化是对江南文化传统的典型继承与发扬。梅新林教授认为江南文化精神具有 “剑与箫”的双重特质，表现为南“剑”北“箫”、内“剑”外“箫”等形态。所谓南“剑”北“箫”，是指南面的越国重“剑”，北面的吴国重“箫”。介于绍兴与苏州之间的杭州，正是两者融合的形态，表现为典型的内“剑”外“箫”。
杭州文化的底色是婉约温润的，比如“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的苏小小，“永镇雷峰塔”的白娘子，“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的冯小青，等等，所反映的缠绵柔美就是西湖的底色，那也是西湖水的性格。《西泠韵迹》中的苏小小临终有语：“生于西泠，死于西泠，埋骨于西泠，庶不负我苏小小山水之癖”，红颜薄命，千古伤心。生与西湖相亲，死与西湖相依，这真是酷爱山水、缠绵多情的极致。
雄豪刚健则是杭州文化精神的另一面，这种品格同样与许多著名人物和事迹联系在一起，比如钱镠、岳飞、周新、于谦等。其中奠定根基的正是吴越王钱镠，杭州人对于吴越王钱镠大力推崇，钱镠是杭州当地成长起来的平民帝王，他由一介平民发迹变泰，最后成为称霸一方的吴越王，安境保民，为杭州城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以，如《西湖二集》所说：“杭州人不拘贤人君子、贩夫小人、牧童竖子，没一个不称赞那吴越王，凡有稀奇古怪之事，都说道，当年吴越王怎么样，可见这位英雄豪杰非同小可。”宋元以及之后的杭州叙事都热衷于取材钱王，在《喻世明言》中就有《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写钱镠的发迹史，就连描写爱情故事的《警世通言》中的《乐小舍拼生觅偶》还插入了大段关于钱王生平事迹的文字。相关传说和记载在本书中有着浓墨重彩的演绎，值得一读。
此外，杭州城隍周新亦是传奇人物，《武林坊巷志·丰下坊四》引《康熙仁和志》：“城隍庙，在府城内宝月山……相传神姓周，名新，广东南海人。明永乐中举于乡，为御史，弹劾敢言，不避权贵，京师称为‘冷面寒铁’……后敕封为杭郡城隍。”当然，最著名的当属岳飞之墓。如清代小说 《西湖佳话》之《岳坟忠迹》曰：“西湖乃山水花柳游赏之地，为何载一个千古不朽的忠勇大英雄于上？只因他生虽生在相州汤阴地方，住却住在杭州按察司内，死却死在大理狱、风波亭上，葬却葬在北山栖霞岭下，故借他增西湖之雄。”
行笔至此，若要总结杭州文化的精神特质究竟为何，可谓杭城如玉：温润其形，刚健其心。晚明士人将之称为“红粉心”与“节侠气”，陈仁锡的《题春湖词》：“尝笑红粉心长，节侠气短，西湖不然。节侠心即红粉心，拜岳先生，齿牙尽裂；才过第一桥，浑眼娇粉，以此二障牵惹，湖光消去一半。”可见，杭州兼有阴柔飘逸和雄健沉着的气质。
今年六月间，曾游览临安博物馆，当时口占四句，题为《忆钱尚父》，“天目如屏碧水流，吴越王气几时收。同醉满堂三千客，长思一剑四十州”。虽不成格律，然不揣鄙陋，献芹于此，博方家一哂。
本文为骆金伟文化散文集《吴越具美》序言（略有删减）。
作者：葛永海 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蒋红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