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如溪流，渐行渐远，却汩汩不断。
2021年4月10日，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胡彬先生却远离我们而去。认识的人不仅感到震惊，因为他身体一向硬朗，清瘦之中透着中气十足带着三分兰溪腔五分普通话和两分武义调的爽脆。这是长寿的象征，而且他的家庭就有长寿的基因，他有多位大哥都已九秩高龄，依然清健。那天上午，先生的公子胡炜电告，其父驾鹤西去，听闻噩耗，确实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语声哽咽，泪流满面。只是听说前些日子住院，但因为疫情，无法探视，让胡炜带问好。谁知却成永诀。
先生出生于1933年7月，是兰溪世家子弟，其父与陈布雷为大学同学。他有记忆时便处于日本侵华社会动乱之期，因此对于和平、安宁、国家强盛、岁时静好，有着特别的追求和执着。1949年年仅17岁时便参加革命，服从组织分配来到武义县并一直工作生活于武义，在此娶妻生子，自己也成了武义人，对武义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在他的《生逢其时那些年》一书中都有记载。那是他的回忆，也是他对家族在20世纪百年来之巨变中如何融入国家命运和家族发展的记录，饱含着他对家庭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生活历史点点滴滴的记录，对国家社会和党充满了感恩之心，弥足珍贵。
先生去世，本人适逢重感冒，勉强参加了武义习俗的摆祭，却没有参加告别仪式，内心极其悲凉。那天与妻女送了花圈，并有一副挽联：
见面总有辩论全是国事天下事，
平时不吝教诲却有友情父子情。
此一挽联，应该说是我与先生认识40多年从未间断交往的真实写照。其实，我还写有一挽联，“一生服务武义群文只有奉献，八秩依然著书立说不图回报”存在自己的手机中。从不同角度看，先生对于我和武义是不一样的，但都非常重要。对于先生，我从来只有仰视和敬佩。那天因未能参加告别仪式，还独自写了一首诗：
东风总关人间事，春暖花开由谁怜？
一生长饮熟溪水，勤恳尽职只随缘。
其中便有我用作此篇回忆的开首两句。先生在春暖花开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一生留给武义，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的著述和服务武义的精神，还有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风范和教诲，对我而言，后者更甚。
我出生农家，是地道的武义人，从小勤于农事，同时喜爱读书。1976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却很快又得遇恢复高考。然命运多舛，时运不济，见弃于乡里（当时公社）领导，直到1980年才得以考上大学。其间于1979年底进入武义一中高复班，是我人生一大转折。也就是在此班级我认识了同班的先生公子胡炜，得知他是《石龙岗》作者之子，肃然起敬，便因此见到了作者本人胡彬先生，其实那一种追星，当年报道《石龙岗》出版并引起关注的消息，我早已铭记在心。
从高中时代起我便有成为作家的梦想，那是文艺青年的终极追求，上了大学后，一直没有停止。具体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日子第一次见到敬仰的先生，只记得应该是1979年底，先生家住在当时武义县文化馆中，房子不大，却非常的简雅。后来，胡炜成了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加朋友，我便叫先生为胡炜爸，再后得知，他们家叫胡炜为小炜，我们便叫他小炜爸，40多年从未改变。常去武义文化馆向先生求教，因此还认识了薛天申、童叔韶等武义文化工作的前辈大咖，终身受益。不过我更多的是对先生的敬仰，因为他曾是武义的大笔杆子大作家。他家中不时高朋满座，令我极其仰慕，那些在当年对于武义文坛影响巨大的人物，一个个地走进我的眼帘，让我这个乡下文学青年，不时感叹。由于这种影响，我曾下决心也想成为作家。可惜天资不足，至今也没有达成目标，但梦想总是要有的，哪怕一直没有实现。说来也是神奇，4月14日，在先生去世4天后，武义籍学者田中初给我发来一首诗的图片，是1982年我发在武义文化馆刊物《红山花》上的“雨中的八县山”。我自己早已忘了，他的图片勾起了许多回忆。这首诗就是由先生编辑发表的，当时我在念大学，是个文学青年，思念家乡，写了这么一首稚嫩的诗，寄给先生。唉，文学青年的梦未成，后来，40多年矢志不渝，一直坐了学术研究的冷板凳，终身以教书为业，成了所谓的专家教授，一个教书匠。也成就了一生只干一件事，一件事干一生的工匠精神。
我长先生公子小炜3岁，读书成绩也还可以，先生就时常嘱我督促他公子好好读书。作为朋友这本是份内之事，当然，效果现在看来也是哈哈哈了。小炜年少，那时还不是太懂事，对于读书有些漫不经心，于是父子经常在这方面起冲突。一个望子成龙，不断强调要读好书，考上大学。高考恢复后的那些年，考大学是最高追求，尤其是对于农家子弟，那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争考大学就是当年的壮观景象。这也促成当年由于政策没有落实到位，母亲从城市下放导致小炜也是农村户口，考大学改变命运显得很急迫。就此先生对儿子家教甚严，当年这方面的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父子由于儿子的叛逆期而不时火爆地针尖对麦芒地争吵，互不相让是常有的事。记得有时就是为一些小事，立马就怼上了。我还记得一次先生曾一掌拍烂了家中小圆桌上的台板玻璃，其实也就是为了教育孩子好好读书这么一些理念上的事，可见先生教子之严；也曾摔断过钢笔、摔碎过茶杯等。现在想来，这一切都是先生作为严父而爱之深切。当年我们年轻，没有领悟，如今我们也大都已及花甲，都有自己的子女，每每忆及此事，总是唏嘘不已。先生除了对子女严厉外，对于像我们这些晚辈，却极其宽容，从来没有高声批评，有的只是赞扬和鼓励，40多年来一直如此。先生的人格魅力，让人景仰。
上了大学后，我每至寒暑假回家，从学校返回武义或从武义回到学校，皆需要从县城中转。20世纪80年代交通还不是太发达，去乡下的车子也不多，有时则在先生家小住一两天。先生总是待如子女，情同父子，热情招待。记得我饭量大，又时常是不速之客，且不把自己当客人而当家人，把他们一家人的米饭，先吃个干净，于是他们有时不得不临时外出到小店打些米饭回家。此时，先生总是不断地劝我先吃饱，还在饭后与我讨论学问和时事。先生的家人，主要是小炜妈妈、小炜外婆也同样对我关爱有加，视同亲人，进门先烧一碗鸡蛋面做点心，然后再管饭。后来，我在大学教书，每有成绩则大加鼓励，1986年还曾与我共同撰写梁祝的研究论文，参加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在浙江师大学报上。这些年，每每回到武义，看望先生，他总是抽出时间，与我长谈，其中最多的是国际时事。记得不止一次我对美国的夸奖，都曾引来先生的批评，认为这是“崇洋**”，他相信这是他作为长辈也是共产党干部必须拥有的立场，需要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多年后，当他因为小女儿生活在美国后而多次进出美国，看遍了美国的东西海岸和城市乡村，并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度的了解后，也终于改变一些看法，则会与我详谈美国的长短，表现出一个长者爱学习能接受新观念新思想新生活的可敬可爱。后来，在世界上和国内的许多地方游历的内容都书写在他的游记著作《浮光掠影看世界》这本书中，这也是他作为作家的一种对社会的贡献。
先生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我。记得1980年代中后期有几次从政的机会，我都与他商量，如何决断。但他却非常坚定地劝告我，希望我好好地读书做学问，成为一名学者，先生认为学问比从政更重要。他自己一直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应该深知从政的利弊，这才劝我走学术之路，希望我一定要成为专家教授，这才是最荣耀的。因此，我一直在努力，我坚信他是对的，因为他有丰富人生阅历。虽然后来我有行政的经历，但都是大学中事务性强的管理工作，也算不上从政。
先生对孙子特别喜欢。把一切的期待都寄托在孙子身上，孙子胡嘉奇也确实不负所望，在国内名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完成了一个父亲在儿子身上似乎没有实现的愿望（其实儿子也非常优秀），因此，对于孙子寄托了他的人生希望。在《生逢其时那些年》中不仅有多处写到孙子的事（哈哈，儿子的事几乎没提），那本书我是最早的读者之一，我读的是电子版，至今还存在我的电脑中。我曾建议先生要写点儿子的事，这样一个家庭的历史才更完整，但先生却没有采纳。《生逢其时那些年》这本书的序就是由孙子所写，也是别开生面。出版后武义文联还为其召开了座谈会，我参与其中，对于与会者的高度评价，我也是感同身受。后来在先生83岁时所出版的另一本书《浮光掠影看世界》，依然是由孙子来写的序，也算是一种另类期待的实现，真正让我们体会隔代亲是真实地存在。
先生不仅爱写作和研究，一生著述颇丰。除了与潘金谊合作出版的长篇小说《石龙岗》——那是文革结束后浙江省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还出版有短篇小说、故事、报告文学、戏剧、曲艺等，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故事集，并曾担任武义县志总纂，著述达数百万字；也曾编过刊物，做过学术研究，培养了许多地方作家和研究者。先生退休后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还喜欢旅游，除到过美国等国家外，还游历了我国许多大好河山，并用文字和摄像镜头记录下这些美好的记忆。那本《浮光掠影看世界——一个老者的感知录》就记录了这种行路和心路历程，先生称之为“一个老者对当今世界的感知录”。近些年先生与家人还不时到周边游玩，时常可以从朋友圈中得到他们的行踪，看到他们的喜乐和开心，我总是由衷的高兴。记得2019年国庆期间，先生一家还曾到我工作的大学盘桓一天，游览了校园和智者寺，那一天是快乐的。
前些年也曾听说先生摔倒之类，有次还到医院看望他骨裂，但每一次很快便痊愈。此次住院已经多日，本想前去探望，却因疫情原因，医院限制探望，最后终成无法圆满的遗憾，从此天人永隔。
许是我们的交往已经融入了如父子般只在生活中一样的平常，往事虽然不断涌现，却又似流水渐远，记忆像断了线的风筝无法控制，渐行渐远，风淡云轻，如烟似霞，那样美好……
我们怀念先生。
“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陈华文 浙江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会长
编辑：蒋红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