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华是一座既“显山”又“露水”的城市。在历史上，出现过骆宾王、宗泽、郑刚中、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黄溍、宋濂等驰名史册的历史名人，特别是在宋鼎南移以后，金华是浙东学派的策源地，吕祖谦是浙学的开山之祖，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研究中国思想史，是绕不开的一座巍峨的“山”。这些人物多是勤于著述，留下了闻名后世的著作，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坐标”，是当下学者必须蹚过的一条条“水”。清初吴伟业感慨地说：“浙水东文献，婺称极盛矣。自元移宋鼎，浦江仙华隐者方凤韶卿与谢翱皋羽、吴思齐子善赓和于残山剩水之闲，学者多从指授为文词。若侍讲黄公、待制柳公、山长吴公胥及韶卿之门，出而纬国典，司帝制，擅制作之柄。景濂亲受业于三公，承传远而家法严，遂以文章冠天下。”即是说，“极盛”二字，将婺州“显山露水”的历史背景、人文特色，概括无余。
这是金华先贤们馈赠于后世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倍加珍惜，世代传承，这也是生长于金华的后人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和历史担当。
胡凤丹、胡宗懋父子二人以传承金华文献及中华历史文献为己任，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搜辑、汇刻《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此以后，踵其武者有杭州《武林往哲遗书》《掌故丛编》、嘉兴《槜李遗书》、湖州《陆氏丛书》、绍兴《先正遗书》、温州《永嘉遗书》、江宁《金陵丛书》、常州《先哲遗书》等等，继胡氏纷然而出，引领了清季编纂地方文献的风气。尽管如此，就规模体量说，后继者无法与胡氏父子相比，二者更不能以道里计。
胡氏父子遭逢内乱外困之秋，中华历史文献因战乱频仍而遭到毁灭性破坏。同样，婺州地方文献也屡遭祝融之灾，特别在洪杨乱后，原本庋藏典籍的府学，一度改为天国侍王的官衙，数万册书籍化为灰烬，损失惨重。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氏父子以一家财力及其个人精力，立志恢复、保存、传承金华地方先哲文献，其气魄之弘雅、见识之高远、精神之伟大，无不令人感佩。他们父子二人汇刻《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其所遇到各种挫折、困难，也不难想象，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其间有许多曲折感人的“故事”。宋玫的《烟雨桂香书连屋》，就是为胡氏父子二人讲“故事”，将当年他们在极其恶劣条件下，苦心经营，搜辑、汇刻《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经历，再度呈现于一百多年之后，让今天的人们通过这些“故事”重新认识他们，从中接受教育，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故事”的成功与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恪守创作人物传记的基本原则，追求人物事件真实。宋玫对于胡凤丹一生重大事件叙述，严格以现存文献为依据，做得相当成功。如胡凤丹在南陵寻觅叔祖遗骸一节，写得如歌如泣，生动感人，而且颇有几分传奇色彩。胡宗懋《府君行状》：“随赴南陵觅叔祖骸，茧足万山中，冻尸饿殍狼藉于道。默祷，获骸瘗群骨。夜梦，叟告以‘佩伽蓝珠’者，非耶？翌晨视之，验，遂负骸归。”这大约是“故事”的文献依据。两相比对，如实记述了这段历史，没有凭空“添油加醋”。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第一生命。宋玫撰写的这个父子传记，当作人物史传看，应该没有问题。
其次，在真实基础上加以文学创造。追求人物传记的真实，不等于原封不动搬抄原典，或者机械地翻译原典，人物的某些细节可采用文学表现手法，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吴晗《朱元璋传》均是如此。在这方面，宋玫写的这部传记中例子很多，对于表现胡凤丹的家国情怀以及奋发有为的壮志确实需要。如写胡凤丹搜辑、汇刻《金华丛书》始末，从偶然发现金华文献，到有意征辑金华文献，最后到《丛书》刻成，在这漫长过程中，人物某些心理活动、人物对话都是适应刻划人物性格，表现胡凤丹的精神世界而创作的，使原本枯橾的文献材料丰满起来，变为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同时，整部作品巧于布设，结构紧凑，故事性强，无疑会激发读者兴趣。
最后，文学语言的表达。读了父子传记后，深感宋玫出色的驾驭语言能力，给人的印象是：流畅、活泼、生动、丰富。尤其是对话，各具人物身份的特色，很有个性，读之如身临其境。宋玫的确具备了撰写人物传记的条件，创作胡氏父子二人的传记是成功的，相信出版后会赢得广大读者好评。
如果说还存在不足或者需要充实、提高之处，对于原典解读，个别引例处不够精当。同时，胡宗懋所以继刻《续金华丛书》58种选目，其中“故事”涉及较少，需要进一步挖掘。宋玫非文史专家，长期从事政法工作，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些不足之处，也只是大醇小疵。说实在话，让我来写胡氏父子二传记，未必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写下如上的话，聊作与宋玫女士共勉。
作者：黄灵庚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蒋红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