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学诸子将思想下沉到地方社会的方式，除了开办书院讲学授徒外，还与婺州本地家族交往，积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积极经营在地方的社会关系网络。
一、与本地家族的交往
婺学诸子本身就是数代生活在本地的士人家族，因他们居乡日多，常与本地士、商家族交往，相互讲习、唱和，由此将自身学术思想传递到婺州其他家族之中。根据婺学诸子的交往情况来看，他们虽然保持与中央官僚的交往，如范浚与潘良贵、郑刚中，吕祖谦与张栻、韩元吉，陈亮与周葵等，但长期居乡的他们，交往对象主要是婺州本地家族，尤其是巨商豪富之家。这些富户积极与婺学诸子交往，以求子弟的举业能够取得成功，实现阶层的跨越，抬高家族的政治文化地位。婺学诸子也乐意与之交往，通过对他们子弟的儒学教育，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正名，对本地富民的士人化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范浚的弟子高栴，其家为兰溪豪富，致富后一直在寻求身份的提升。其父高廉一直未能中举，后出钱资助朝廷，补太庙斋郎，调授迪功郎。高廉笃于训子，曾作斋馆，架群书于其间，厚礼求文儒之师教导，亲自送高栴往范浚求学。高栴不负乃父所望，持身务学，姁姁谨顺，成为范门高弟，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及第。
吕祖谦的兰溪弟子时澜兄弟所在的时氏家族本是兰溪清溪里的富户，自追随吕祖谦后，其社会地位便发生变化，可谓是南宋普通富民通过举业之路实现阶层跨越的一个缩影。时氏祖先为开封人，五代中原战乱，南迁避居于婺州兰溪清江里，至南宋时，通过经商治产致富，成为当地望族，所谓“婺之群室，以地系姓者，皆其闻家。清江之时，盖其一也”。致富后，时氏家族举族来从吕氏学，“往时东莱先生讲道金华，吾宗人尊老翕然从之”。通过吕祖谦的举业教学，时氏家族中时澜、时沄、时淇兄弟相继中举。时氏家族通过吕祖谦得以与薛季宣、叶适等永嘉诸子，以及朱熹、陈亮等结识并交往。“每休日，则永嘉人憬集□□叶公正则（叶适）始介陈公同甫以来，已而戴公肖望、钱公□□□徐公居厚最后来，而刘公茂实、蒋公行可、陈公顺刚则又往来其间，薛公士龙访先生，留数月……吾宗人是时皆饶于财，夙戒世毳，候诸公至，争先迎致之”。
时氏子弟积极问学当时最为知名的学者，从治生求富的富户跻身士人阶层，成为婺州知名的理学家族。时澜（1156-1222）为淳熙八年（1181）进士，官至台州通判。他在学术与诗文方面颇有成就，在东莱殁后，又增补《东莱书说》，完成先师遗志。其子时少章（1199-？字天彝），亦以文学称于世，继承了吕祖谦经、史并重，博综百家的特质，又与朱学再传“北山四先生”之何基、王柏交好，常相互唱和。由此，时氏家族在南宋婺州学术发展的高潮阶段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婺学传承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明初王袆评价说：“宋南渡后，东莱吕氏绍濂洛之统，以斯道自任，其学粹然一出于正……而香溪范氏（浚）、所性时氏（少章）先后又间出，皆博极乎经史，为文温润缜练，复自成一家之言。”清人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将时氏两代三人时澜、时沄及澜子少章列入《丽泽诸儒学案》，并称“时氏家学”。
陈亮与义乌本地家族亦有深厚的情谊，其中首推其妻族何氏。何茂宏善于治生，为当时义乌首富。陈亮自幼家境贫寒，其才学得到何茂宏弟茂恭的赏识。何茂恭认为陈亮他日在科举上必有所成，力劝其兄嫁女给陈亮，再三坚持撮合下，陈亮娶何茂宏次女。何氏的众多子弟亦纷纷拜师陈亮。陈亮妻弟何少嘉便拜在其门下求学。二人关系也因此最为密切，后来陈亮被诬系狱，何少嘉倾力营救，“浙江风涛之险，一日往返两涉之，几至覆溺”。
在妻族的支持下，陈亮得以与义乌更多士人家族交往。当时义乌有工于诗文的四君子，“乌伤固多士，而称雄于其间者，余熟其四人焉，盖非特乌伤之雄也”，即何茂恭、陈炳、喻良能、喻良弼兄弟。其中，喻良能、喻良弼兄弟亦为义乌富户家族。与喻良能兄弟二人同辈的还有陈亮的挚友义乌喻夏卿，尤善经商，致富后便寻求子弟的功名之路。他将“一子三孙”（可考者喻民献、喻偘、喻南强）皆送到陈亮门下。喻偘“登庆元己未（1199）进士第”，成功跻身士人阶层。喻氏子弟得其师功利之学，身体力行之余，面对其他学派的指责，颇能维护师说。乾、淳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亮倡谈王霸、功利，“人多疑其说而未信”，喻偘“独出为诸生倡，布磔纲纪，发为词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门，恶声不入于耳，皆其功也”。喻民献（原名汝方，喻偘的从父），“以学问自见于乡里”，不仅自己“首从同甫”，而且“群从数十人偕焉”，带动亲族向陈亮问学，扩大了陈亮之学在义乌的影响力。
一般来讲，一个士人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包括官僚关系、婚姻关系、师友关系等，其中前两者最为重要，且婚姻关系一般从属于官僚关系。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宦，俱为社会所不齿”。到南宋，这一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官僚关系在士人家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性大为降低，其师友关系得到显著提升，婚姻关系也不再要求高门显宦，而主要在师友、本地家族、经济富裕者中选择。从婺学诸子的社会网络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范浚、吕祖谦、陈亮等人的门生大都是本地家族的子弟，且多在门生家族中选择婚嫁对象。他们虽还在与活跃于中央的官僚交往，但已不占其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地位，而更多的是在师友、本地家族之间展开。其婚姻关系也基本是在师友与本地家族之中确立，且二者常常是重合的。
二、参与地方公益活动
庞大的地方士人阶层，包括乡居的官僚、在乡准备应试的士人，都是地方社会的精英。他们虽出身不同，但拥有相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基础，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上表现出趋同性，有强烈的士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感。他们彼此联系，相互交游援引，结为师友、婚姻关系，长期居乡也使他们对于乡里有着共同的关怀。
在地方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方面，婺学诸子及其门人表现积极。范浚七兄范洵之子范端杲（字元章，号杨溪），与从兄范端臣同学于范浚门下，香溪殁后，“无意于世用”，居乡著书为事。“因乡民苦桔槔之艰，浚溪流，凿澳堰，灌田数千亩，田以常稔”，乡民感念其恩惠，“尸祝之，名其堰曰杨溪，建祠其上，子孙祀焉。”
陈亮致富后，广置田产，并能推己及人，设法为佃客排忧解难，借贷粮食，“乡间大旱，家间所收不及二分。岁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尚欠其半，逐旋补凑，不胜其苦”。陈亮在《谢郑侍郎启》中谈及“阖门六十口”，实际上，亮夫妻二人及五儿二女共九口，其余五十一人当为陈亮家的佃客和僮仆。“逐旋补凑”乃是替佃户借贷粮食，说明陈亮能够优待佃户。
吕祖谦弟子潘景宪在淳熙二年（1175）四月，随吕祖谦至福建崇安五夫访朱熹，师徒二人观看了朱熹社仓赈贷，欲归后聚集士友，自出谷物，赈恤乡民，可惜未果。淳熙八年（1181），正是吕祖谦去世这一年，浙东大饥，朱熹赶到婺州时，已是饿殍枕藉，为此感慨：“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无今日之患。”他本想在婺州恢复社仓，但因罢归作罢。淳熙十二年（1185），潘景宪继承其父“务赈恤，乐施予”之志，深入了解朱熹社仓之法后，在婺州建立社仓，从而完成了乃师吕祖谦的遗愿。朱熹回忆十年前吕祖谦来访观看五夫社仓的情景，赞扬潘景宪“以承先志，以悦亲心，以顺师指”。
婺学诸子与本地家族的师友、婚姻关系，是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组成，而他们的学术思想也多由与本地家族结成的师友、婚姻关系网络扩散开去。因本地家族长期扎根于婺州，婺学得以在本地传播赓续，经久不衰，被之后历代婺州士人反复褒扬。他们或个人或群体，在乡里排忧解难、调解纠纷，制定家礼乡约等规范，从事诸如慈善救济、公共建设等社会公益活动，成为乡里长者，扮演着主持和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主要角色。正如黄宽重所说：“经由士人间的合作所形成的地方意识，超越个人与家族，其所发挥济世理念的群体意识，正是南宋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他们在地方社会拥有一定的文化权力，通过关心地方公共事务、公益等活动，在乡构建起自己的“文化权力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价值“濡化”地方社会，试图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作者：赵瑶丹 夏悦。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中心、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婺学（金华学派）研究基地】
来源：潮新闻
编辑：武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