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其书当知其人，治其学必论其世。探寻婺学诸子的思想，势必回到“人”的历史，考寻他们迭经起落的生命历程及日常生活。在婺学诸子生平、家运变迁中，考寻婺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当能促进我们对婺学的整体把握与深入探索。陈亮思想、实践与地方社会的关联是讨论南宋婺学思想地方化的典型个案，有必要将其放在南宋婺州社会的背景下，在实践中考察其思想产生、发展的地域社会基础。

一、陈亮的实事实功思想来自于社会实践

婺学诸子将学术思想下沉到地方社会的路径包括开馆讲学，如吕祖谦开丽泽堂、陈亮设保社等；与地方家族互动，通过师友、婚姻等关系构建地方社会网络；参与地方公益，如赈灾、修桥、兴学等；与商人阶层互动，推动“士商合流”与“富户士人化”。这些实践活动不仅传播了婺学思想，也反过来塑造了婺学的内容与特质。其中，陈亮以其鲜明的“事功之学”和丰富的个人实践，在婺学地方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

陈亮在参加科举、居乡教学、经商自救等实践中，对婺州地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从陈亮的人生轨迹来看，除了在临安求学、外出交游，大多居乡教学与笔耕，亦有经商自救实践，其中政治、教育、经济思想可谓是人生体验的总结，甚至是历经生活磨难之后的升华，与其生活的婺州社会紧密相连。阐析陈亮思想、实践与地域社会的关系，这既关涉南宋士人的谋生方式、生存状态，亦是讨论宋元以来士绅阶层的形成，及其地位、影响等问题的典型案例。

“事功之学”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经世思想。关于陈亮爱国思想的发掘和阐述，一直被学界关注。陈亮力图在建言献策上有所作为，虽一直未被采纳，但轰动朝野。从内容来看，多关注国家层面诸问题，虽不代表南宋儒生的主流思想，也从未被国家采纳为政治方案，但其功利实学，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观察得出的分析，其深层的动力来自“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的人生志向，亦是科举不中的情况下试图另辟蹊径向朝廷上书论恢复大计的破冰之举。陈亮以布衣而名噪天下，一生矢志抗金，力主北伐，反对议和，以一介乡村教师的身份六次向孝宗皇帝上书，呼吁南宋当局发愤图强，重振国势，一统天下，强调实事实功，在群贤云集的南宋学坛独树一帜，震动朝野。

陈亮经商活动的深层动力来自现实窘境之下力图破局的尝试。婺学诸子中，能士、商兼作，并且致富与功名兼得者亦首数陈亮。早年穷困潦倒的陈亮，“三丧在殡”，无力营葬。为维持生计，陈亮不得已从事经商以自救，并迅速积累财富。他在给朱熹的信中描述自己的庄园“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显示出其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这一实践，使陈亮深切体会到商业活动对个体生存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为其在《四弊》中提出“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的观点奠定了现实基础。陈亮对商业与农业互补关系的强调，对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颠覆，这一系列思想的形成，正是源于他对婺州商品经济现实的观察与自身的经商实践。

陈亮致富后，又重返科场，最终状元及第。陈亮一直声称为一介乡村教师，在乾道八年（1172）科举失利后，回到永康设立“保社”，开馆授徒。他的教学内容虽包括科举时文，但更讲求经世致用，强调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的结合。陈亮通过讲学，不仅传播了自己的事功思想，也从教学经历中汲取了丰富的现实素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理论体系。

二、陈亮的经世致用思想来自于地方社会

婺州（今浙江金华地区）作为南宋时期文化繁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孕育了以范浚的“性理之学”、吕祖谦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唐仲友的“经制之学”为代表的南宋“婺学”体系。他们虽在学术上各有侧重，但共同特点是注重实事实功、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强调儒学思想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推动儒学与地方社会的深度融合。

南宋时期，士人不再仅仅以中央政权为中心，而是将目光投向地方社会，通过讲学、教化、公益、商业等活动，深入参与地方社会的构建与转型。这一过程中，思想不再仅仅是书斋中的抽象讨论，而是通过士人的具体实践从而与地方社会形成多样的交集，逐步“地方化”。

陈亮的婚姻与社会关系网络充分体现了其与商人阶层的紧密联系。陈亮与商人阶层的深度互动，首先体现在义乌富商何氏家族与陈亮联姻。陈亮与何氏联姻，获得经济与社会的双重支持。这不仅是宋代榜下捉婿的代表，也是富户巩固在地方的地位与影响的典型。陈亮不仅通过经商自救，还与本地诸富商交好，这些商人不仅在财力上支持陈亮，更在思想认同上与其共鸣。除了妻族何氏，还有义乌喻夏卿、何大猷，永康孙天诚、陈良能、胡航，东阳何坚才、郭彦明、郭德麟，浦江方允修、方超等。陈亮对婺州富户进行大力书写，在其笔下，诸富民勤于修身，“为富且仁”“义利双行”“敦睦宗族”，赈济孤贫，投身兴修学校、桥梁、义仓等公共事业。与富商的现实交往，使陈亮深刻认识到商人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进而推动其在思想上为商业正名，这构成了陈亮阐发重商思想的重要素材与源泉。陈亮批判传统“为富必不仁”说，提出“义利双行”的观点，强调要正确看待商人的社会作用，保护商人利益，提高商人地位，维护商业繁荣，经济思想独具事功特色。

这些地方富户除了经商致富，还积极寻求读书仕进。如义乌何氏、喻氏皆将族中子弟送到陈亮门下，拜其为师，从而成功跻身士人阶层，逐渐实现从富户阶层向士人阶层的转换。婺学诸子范浚、吕祖谦的不少门人，大都是在这样的求学仕进中完成士商的转换。在婺学诸子的教学甚至经商、刻书等实践中，士商互通、士商兼作的趋势日益明显，婺州科举社会最终得以塑造。

实践是思想产生的土壤，思想是实践的理论升华，地方社会是思想与实践的交融场域。陈亮的“事功之学”并非书斋中的空想，而是源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与积极参与。他的经商实践、讲学育人等活动，无一不在塑造其思想的内容与方向。陈亮不仅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更通过理论建构，将这些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主张。他主张实事实功，强调经世致用，提出“义利双行”“商农相籍”等观点，既是对现实的回应，也是对传统儒学的创新与发展。婺州发达的工商业、开放的士商关系、富户士人化的社会背景，为陈亮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陈亮的思想又通过其讲学、著述、社会交往，进一步影响了婺州地方社会的文化结构与价值取向。

思想家的实践是思想的生命力所在，地域社会基础是思想传承的动力所在。陈亮的个案表明，思想家的个人实践不仅是思想产生的源头，更是思想传播与发展的动力。没有陈亮的经商经历，就没有他对“农商相籍”的深刻理解；没有他与商人的密切交往，就没有他对“义利双行”的坚定信念；没有他在地方社会中的积极参与，就没有其“事功之学”的现实根基。在当代学术研究中，我们更加重视思想家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具体实践，将思想放回其生成的社会土壤中，助力理解其内涵与意义。南宋婺学的地方化过程，正是思想与实践相互塑造、相互推进的生动例证。而陈亮，作为这一过程中的杰出代表，其思想与实践的紧密关系，为我们理解南宋儒学的地方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中心、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婺学（金华学派）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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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潮新闻

编辑：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