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范浚、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拥有名儒声望的婺学诸子，多在婺州从事社会教化活动，与本地家族形成师友、婚姻等关系，从而构建起在本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婺学诸子及其子弟的系列活动，为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富户士人化的加快奠定重要基础。婺学“经世致用”的核心思想，在婺学诸子及其门人的实践中得以传播和传承，并因其长期居乡而下沉到社会基层。

婺州社会发达的工商业和富户阶层的崛起与士人化又推动婺学进一步向求实事、讲实功、重工商的鲜明主张倾斜。婺学与地方社会相互影响、互相融合，加快了婺学的地方化进程。吕祖谦的大半生都在婺州从事教育活动，对婺州地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在婺学诸子中尤为醒目。

一、吕祖谦的教育思想与社会实践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金华人，学者称“东莱先生”。吕祖谦作为南宋，乃至古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携“中原文献之传”，于乾道三年至淳熙八年（1167—1181）的十五年间，在武义明招山及金华县城等地聚徒讲学，当时士人倾心向往，远近来学者络绎不绝。乾道四年（1168）九月，吕祖谦自明招返回金华，在城西“丽泽堂”授业。乾道六年（1170）八月，吕祖谦集众生会讲于“丽泽堂”。

此后吕祖谦除了往临安短暂居官外，至去世为止，前后大约十年居乡讲学大多集中于此，其间形成了书院史上最早的学规《丽泽规约》。吕祖谦丽泽讲学为世人乐道，名声大噪，叶适回忆：“近世大儒吕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岁常数百千人”。据美国学者田浩统计，吕祖谦所教学生总数至少上千人，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朱熹等人，称其是宋孝宗乾、淳年间最杰出、最受欢迎的教师。

吕祖谦强调“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其“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思想深刻体现了婺学经世致用的精神。他在《乾道五年规约》中指出，“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强调初学者应当唯以朴实、笃信为主，做事也应当着实处做，“大抵为学不可令虚声多，实事少”。

吕祖谦在教授科举应试的“理论”之外，特别强调为学当从日常的饮食、衣服、居处、言语做起，“日用闲若不自加提策，则怠惰之心生矣”。他要求学生在日用中互相扶持，共同躬行儒家伦理纲常。依照“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育目的，吕祖谦认为教育应当以“明体达用”为主要内容。所谓明体，即知晓自然与社会的知识，洞悉国家与社会的本末原委。他指出，学者“生天地间，岂可不知天地间事乎”，在学习和通晓这些学问的基础上，还需“达用”。吕祖谦认为，讲明经旨不能停留在一味诵说纸上所记，还必须加以“躬行”，道德学问要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内化为素养，提升道德气质，成为家族中的表率、社会与国家的可用之才。“讲实学者多，则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随穷达皆有益，政当同致力也”是吕祖谦的经世理想。他认为教育是为国求才，除了在存心养性、明理达道等自我修养方面有所成就，还可以通过亲身示范来改变社会风俗，通过躬行实践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为社会与国家的改善尽力。

二、吕祖谦教育实践对婺州社会的影响

吕祖谦的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他的婺州弟子，为地方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据学者考证，吕祖谦门人姓名可考者216人，其中进士及第者73人，中举率达33.8%，在南宋众多理学家中遥遥领先。吕祖谦的婺州籍门人98人，其中中举者33人，大多走向仕途，活跃于政坛。东阳乔行简、葛洪，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义乌毛炳、朱质，分别官至宝谟阁学士和权吏部侍郎；东阳李诚之为抵御金兵南侵，战死蕲州，尽忠报国。此外，吕祖谦的婺州弟子中不乏在南宋及后世的学术、文学等方面发挥着较大影响之人。在学术方面，东莱门下名儒辈出，名列《宋元学案》便有88人之多。其胞弟吕祖俭传其衣钵，又在明州（今宁波市）讲学，与甬上四先生互为师友，深刻影响了四明学派。在文学方面，吕祖谦被称作“章句之雄者”，作为江西诗派后学和当时杰出的古文高手叱咤文坛。他的婺州门人中也涌现了如巩丰、时澜等名著一时的诗人、文学家。巩丰诗、文俱佳，陆游赞其诗“能追无尽景，始见不凡人”，叶适称其文“简牍妙美，一字不可加”。

吕祖谦的教育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婺州社会。在科举兴盛的南宋，身为道学家的吕祖谦非但不像朱熹那样排斥科举，反而认为科举教育能够达到传播学术，扩大理学影响的目的。他“假课试以为媒，借逢掖以为邮”，在家乡从事科举教学，编撰科举教材，吸引士子来学。因此，婺州本地家族极为看重吕祖谦，他们希望家族子弟通过东莱的教育与培养，能够科举入仕，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当时，婺州及附近各县来吕祖谦处求学，多为全门阖族，甚至全族几代人追随而至。如金华潘氏、汪氏、戚氏，东阳郭氏、赵氏，武义巩氏、刘氏，兰溪时氏，义乌楼氏、龚氏等。以兰溪时氏家族为例，时氏本为乡中富户，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勤俭自力以封殖”而富甲一方。致富后，时氏家族便谋求功名。在族中长者的带领下，时氏举族两代人从学于吕祖谦，并筑馆造书室，取名“学古”，每值休沐，便延请同郡学者陈亮，永嘉学者薛季宣、叶适等来此讲学，其间讲学交游的成本则由时氏族人承担。这座时氏书室，一时成为金华学派与永嘉学派交流学问之所。通过吕祖谦，时氏家族子弟得以进入浙东学术圈，结识当时名儒。自追随吕祖谦后，时氏家族社会地位逐渐发生巨大变化，族中先后有时澜、时沄、时淇兄弟相继中举。时澜之子时少章以文学称于世，明初王袆称赞“香溪范氏（浚）、所性时氏（少章）先后又间出，皆博极乎经史，为文温润缜练，复自成一家之言”。时氏家族从善于治生的富户跻身士人阶层，成为婺州知名的士人家族，可谓是南宋普通富民通过举业之路实现阶层跨越的一个缩影。婺州科举社会的形成和士人化的开启当然非吕祖谦一人之功，但吕祖谦的教育实践及其取得的杰出成就，对婺州社会士人化的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地推动作用。无怪乎后世金华士人极力推崇吕祖谦，将金华“道统学脉灿然昌明，名儒蔚兴，踵武相接，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之功，归于吕祖谦。

三、吕祖谦兼收并蓄的学术思想与地方社会

吕祖谦秉承家学传统，在治学与教学中从不囿于门户之见，反而主张论学自由，兼容并蓄，不立崖异。他认为，“人之相与，虽道合志同之至，亦不能无异同。且如一身，早闲思量事，及少闲思之，便觉有未尽处，盖无缘会无异同”，志同道合之人在学术上的观点会有分歧，非常正常。吕祖谦主张学者对不同于己的观点也应认真研究，不能仅凭个人喜好，也不能只“喜与同臭味者”交往，更应当“泛观广接”，这样才能“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互补所短以促进自身学业的进步。吕祖谦始终持这一为学态度，从而使婺州和丽泽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一大中心。在这里，他与张栻、朱熹、陈亮、叶适、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兄弟等为讲友，讲学论道；与朱熹合编理学经典《近思录》，讨论教学方法。朱熹为闽学人物，张栻出自湖湘学派，刘清之、陆九渊兄弟为江西学派，心学巨擘，吕祖谦都能平心静气地与之交流、互动，甚至在各家冲突与交锋时扮演着“牵线搭桥”和“调节”角色，一手促成著名的朱、陆鹅湖之会。正因吕祖谦及其学术在当时有如此影响力，婺州才能成为南宋中期学术发展和交流的中心之一，婺州学术才能吸取众家所长，心学、理学与事功之学融汇在婺学的血脉当中，成为“浙学”与“浙江精神”不容忽视的根底与源头。元末明初，金华著名文人黄溍在追忆“吾婺文献之盛”时，犹感叹“然尝从乡先生闻乾、淳师友之盛，未始不叹其人物之聚、学术之散也”。

从自身学术上讲，吕祖谦无疑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若论对婺州社会的影响，吕祖谦在教育上的成就显得更为突出。两宋时期，婺州文化昌盛，名士贤宦辈出，但“婺学”之称，实发端并光大于吕祖谦，这一成就很大程度是得力于东莱数十年的教育实践。金华自吕祖谦讲道丽泽后，本地及周边士人闻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婺州本地士人家族纷至沓来，甚至诸多地方富户举族几代人来学。吕祖谦之学也因此得到广泛地传播，形成独具特质的婺州之学。在此基础上，婺州开始出现以吕祖谦为中心，通过师友、家族等关系，逐渐结成了一个有源头有传承的学术网络，并通过师承与家学向后世传续下去，影响一代又一代婺州学子。这些学术与教学活动，对于婺州科举社会的形塑、士人化进程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南宋中晚期以后，朱学被列为儒学正统，为官方所推崇，朱子又常以吕学言事功、重史学为病，与吕学在性理论上亦各执一说。不过，金华诸子依旧坚持博综文献、注重制度、经史并重，强调躬行务实的治学之风和学术传统，这是与以吕学为中心的金华学术传承的持续影响密不可分的。吕祖谦之学自南宋到明初，其在婺州的传承犹如“源头活水”，从未衰歇中断，其博综百家，经世并重的学术风格与治学取向一直扎根于并涵养着这方土地。直到在明末清初以降，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浙东史学派的身上，依然能看到东莱之学的特质，足见金华学术对浙学的影响之大之久。

【作者赵瑶丹 马常惠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中心、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婺学（金华学派）研究基地）】

来源：潮新闻

编辑：武艳